浅论私力救济与道德

熊氢玲



标题：浅论私力救济与道德的关系
一、 私力救济的概念
二、 道德的概念
三、 私力救济的法律意义与现实意义
四、 道德的法律意义与现实意义
五、 私力救济与道德的关系
1. 两者在现实中的冲突
2. 两者在法律上的关系
3. 协调两者关系的意义


主要内容：

　　在法律上，私力救济对权利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意义重大，立法上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无论私法还是公法，对私力救济的评价都非常高。不仅仅它具有降低司法成本，提高法律效率的功用，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起到很好的指引人们的行为，评价法律的意义，增强人们的法制观念，能有力地推动我国的法治进程。但是，法律毕竟是国家统治的工具，具鲜明的阶级性，而且在多元的社会里，利益也具有多元化，如果私力救济的尺度掌握不好，不仅对法是一种危害，对传统的道德更是一种挑战。“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美---林肯）道德作为社会规范之一，它本身也包含着一种评价标准，这种标准可能高于法律，但一定不会、也不能、更不该和法律相冲突。麦克莱说：“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如果权利人在运用私力救济自己受侵犯的权利而与传统道德相冲突时，另一种救济就特别重要了。这里所说的另一种救济就是如何衡平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与社会的整体利益的关系。这一点也许法律上只能是原则性的规定，但实际操作上又是多么重要啊！

正文：

一、 私力救济的概念

要了解什么是私力救济，首先必须了解一下什么是“私力”，什么是“救济”。
那么什么是“私力”呢？辞海上没有相应的词条。但对“私”的释义是“个人的、自己的；与‘公’相对。”辞源的释义为“凡属一己者皆曰私。与‘公’而言。”“力”的定义一般是从物理学的角度出发。有“力气、能力、威力”等意思。在自然界，私力的规则就是“弱肉强食”的规则，在法律不发达的古代，私力几乎等同着权势。有权势的人，不需要通过法律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如果从法律的角度去分析，这种权势的运用就是私力的表现。当然，权势的依据还是国家的规定（或者说是皇帝的赋予）。从一些小说戏曲中我们就可以略见一斑。传说中的包龙图，拥有三把铡刀，这三把铡刀就是皇帝赐予的，目的就是补充国家法律的不足，维护封建统治的秩序。当然，包龙图的这种权势不是私力的体现，是公力的象征。再看《警世通言》的故事《崔侍诏生死冤家》，因为婢女秀秀和侍诏崔宁私奔，郡王便将秀秀斩杀。奴婢乃私有财产，主人有随意处置的权利，这就是私力。即使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私力”中的“力”比不是物理学上的概念，应该是法律上的概念，它是指国家法律（或皇帝）给予公民（或子民）的权利。有了这种权利，权利人就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
“救济”一词辞源有解释，指“救助”，救助又指“救护援助”。救济一词既涉及到社会学和政治学，如“社会救济”，又涉及到法律学，例如“救济权”。本文所讲的救济就是后者。
有些学者对权利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划分，将权利分为第一性权利和第二性权利。“第一性权利亦称‘原有权利’。第一性权利是直接由法律赋予的权利或由法律授权的主体依法通过其积极活动而创立的权利。如财产所有权、缔约权、合法契约中双方当事人的权利。”“第二性权利亦称‘补救权利’（或救济权利），补救权利是在原有权利受到侵害时产生的权利。如诉权、恢复合法权益的请求权。”[1] 有的学者根据权力是否独立存在将权利划分为原权利和救济权。“前者如所有权，后者如请求损害赔偿权。也可以称为第一位权利和第二位权利。第一位权利是指这种权利的成立不必引证已存在的权利；第二位权利是指这种权利的产生仅由于保护或实行第一位权利，它们也可称预防性（保护性）或救济性（赔偿性）权利。”[2] 在民法上，有的学者按民事权利形成的特点和权利的目的不同，将民事权利划分为原权和救济权。“原权，指基于法律规定的合法事实而发生的权利。”[3]“救济权，指基于原权受到侵害而发生的权利，具有保障性、派生性、援助性、消极性、期待性。”“救济权的发生以原权的存在为前提，其权利的内容主要体现为在原权受到侵害时，请求侵害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恢复和救济其被侵害的民事利益。”[4]
　　综上所述，私力救济就是指权利人根据法律规定，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免遭侵害，或为了救助自己正在受侵害的合法权益，而通过自己的力量，对不法侵害的一种预防与制止。


二、 道德的概念

　　《老子》一书分道篇和德篇。当然，这里的道与德与我们现在所说的道德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老子》里的“道”，指是万物的本原，“德”指的是“道”在万物力的体现。“道”与 “德”之间是抽象与具象、一般与个别，本质与现象的关系，这是从哲学的角度进行阐述的。谈到道德就必须说到哲学。大凡哲学大家都不乏关于道德方面的精彩论述。

　　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 述而》）
柏拉图说：“一个人不应受名誉、金钱和地位的诱惑，……去忽视正义和其他德行。”（《文艺对话集》第89页）
　　培根说：“美德有如名香，经燃烧或压榨而其香愈烈，所以幸运最能显露恩德而厄运最能显露美德。”（《培根论说文集》第16页）

　　哲学的本质是揭示万物的本原，它的作用还是想通过万物本原的揭示，完成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统一，从而科学、完美地指导人们的行为。这就是哲学的规范功能。道德表面属于社会伦理学的范畴，究其根源，道德也是出自哲学。因为道德直接调整着人们的行为，告诉了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道德的内核是正义。哲学的最高境界是和谐与统一，道德的最终指向是真、善、美。这两者也是统一的。
那么什么是道德呢？
　　“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道德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决不是抽象的善恶观念，它的内容与评价标准总是由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5] 由此可见，道德具有时代特点，过去所弘扬的，有可能就是现在所贬斥的。例如，过去的打虎英雄现在不仅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还会受到道德的谴责。
　　道德的起源很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道德一定有法律的某些功能，作用就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法律还没有出现时，它本身就是当法律使用的。即使在法律非常发达的今天，道德的作用依然不可小视。人类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益取舍的过程，从小到大，通过教育、学习和同他人的相处，某些观念性的东西慢慢在浸入我们内心，对善与恶、对与错的评价标准渐渐由模糊到清晰。简单来说，这就是道德的形成过程。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学者从理论上的阐述吧：

　　“人们进行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协作和帮助，以及人的生产带来的交换和分配，使人与人之间必然形成一种社会关系。随着劳动分工的产 生和剩余产品的出现，个人在劳动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地被凸现出来，个人的利益观念和 追求也逐渐产生了。利益的追求造成了人与人的差别，导致了原始初民作为‘类个体’存在 的分解。于是，原始初民那种个人同群体的直接同一也遭到冲击，产生了个人同与之相互交 往的他人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当这种矛盾关系不断地打破原来那种；‘天然秩序’而上升为社会的主导关系时，调整这种关系就成了社会的必然要求，它从两个方面促成了道德的产生：一方面，劳动活动必然使原始群体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而需要保持以前那种群体的和谐统一；另一方面，劳动活动又使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和发展而不得不依赖于这一群体的存在和统一。道德调整就是基于利益矛盾而发生的个人和社会群体这两种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需要的产物。这就是道德得以产生的必要性。”
[6]
　　所以从某种意思上说，道德具有超阶级性。它的超阶级性主要是说道德的基础是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社会群体的伦理认同和道德评价，这种认同与评价虽然形成于外界，但只有在社会群体中形成“内心确信”之后，才有强大的舆论压力，才有调整与规范的功能。这也是道德与法律最大的区别。当然，如果某条法条也进入了社会群体的内心，形成了“内心确信”，那么，这条法条就有了道德的意义，就一定属于“善法”了。塞尔苏士说：“法乃善良公正之术。”这句话深刻体现了法律与道德的默契。


权力阶层贪污越轨行为的社会成因探析

王硕;郭春枝（助）


摘要：现代社会孕育着稳定与进步的同时，也滋生着动乱与某些后退的因素。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权利阶层的贪污腐败行为屡禁不止，几乎每天的报纸、网络都有关于某某官员被双轨或涉嫌贪污受贿的负面报道，这种行为已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公正与进步。因此，有效防止权力阶层的腐败越轨行为的发生，在现阶段变得尤为重要。本文拟通过运用越轨行为的相关理论，深入剖析当前权力阶层贪污腐败行为的成因，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

关键字：越轨行为；权力阶层；贪污腐败


　　2008年7月9日，记者从广东司法界人士处得到证实，广东高级法院执行局原局长杨贤才因牵涉全国最大的烂尾楼之———中诚广场执行拍卖案已经被河北省一检察院批捕。随后不久又传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因涉嫌经济问题，于本月15日上午在北京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双规”并已经得到了司法界人士的证实。
　　看到这些，不免让人心寒。作为司法权的掌陀人尚且为了一己私利而置国家公权力、法律道德于不顾，那如何建立民众对司法的公信力？司法的权威性、公正性又如何维护？法治建设又如何有效进行下去？为什么反腐倡廉进行了这多年，腐败行为却愈演愈烈？造成这种行为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成因又是什么呢？本文拟通过运用越轨行为的相关理论，深入剖析当前权力阶层贪污腐败行为的成因，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

一、越轨理论简述

　　越轨行为又称为异常行为、违规行为、偏离行为。它是指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发生的一切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具有多样性、复杂性。
　　根据划分的标准不同，可将越轨行为分为多种。首先，根据越轨行为主体的不同，越轨行为分为个体越轨行为与群体越轨行为。个体越轨行为是指单个社会成员所实施的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而群体越轨行为是指若干个社会成员结合起来所实施的越轨行为。其次，根据行为违反的社会性质的不同，分为违俗、违纪、违德以及违法越轨行为。前三种越轨行为由于是违反的风俗习惯、道德纪律，对社会的危害不大，故对该三种越轨行为大都采取舆论、行政的手段予以导向。而违法越轨行为由于违反的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律，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故对此种越轨行为通过追究法律责任予以处罚。再者，根据越轨者越轨的心态不同，分为非遵从越轨与违规越轨。非遵从越轨是指有意违反自认为是错误的社会规范的行为，其心态是希望自己的违规行为引起社会的注意，其行为目的是力图改变他认为缺乏正当性的规范，并以一种更道德的行为规范代之，基于良知的公民的服从。而违规越轨是指违反自认为具有正当性、合法性的规则，其心态是设法掩盖事实，使其违法行为不被发现。 此外，根据越轨行为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不同，分为免责越轨和有责越轨。对于因为身体或精神上的原因或障碍，某些社会成员不能遵守某些行为，故社会免除其社会责任及其后果。对于应具有能力遵守社会规范，但却违反社会规范的越轨者应对其行为承担社会责任。最后，根据越轨行为造成的社会后果，又可以划分为积极的、消极的和中性的越轨行为。
　　一个社会体系之所以能够维持一定的秩序，主要原因是社会规范的存在，而越轨则是对这种社会规范的偏离和冲击，结果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进而危害了社会体系。即使如此，也不能武断地认为越轨行为百害而无一利。如功能主义所主张的越轨行为都有正反两方面的功能。其反功能表现为降低了社会效率和整合性；其正功能表现为积极的越轨能促进、推动社会发展，有利于社会变革。即使是某些消极的越轨，也能使原先模糊的社会规则明朗化，使社会价值获得再认识的机会。同时，越轨行为可以为社会团体起到预警的作用，使社会团体关注某个问题，进而设法解决某些问题，避免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位。因此，我们要全面认识越轨行为的功与过，利与弊。

二、权力阶层贪污腐败行为的越轨法社会学分析

　　权力阶层贪污腐败行为是一种危害深广的丑恶现象，其产生于个人对权力的滥用和社会对权力的失控，其实质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即政府官员运用人民群众授予的权力谋取个人私利，它的存在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失范理论认为当人的行为、欲望缺乏有效的限制时，就会产生失范，即规范和价值相对脆弱的一种社会状况，它主要包含三个因素—— “文化规定的目标”、“达到目标的可行的方式”以及作出相应行动的集团成员在社会结构中所具备的资格。当这三要素之间发生急剧分裂时所带来的“文化结构的崩溃”就是失范的现象，在这种社会状况下，越轨就可能产生。墨登认为越轨行为是社会结构解体，社会系统不平衡的结果，是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极度紧张的产物，而权力阶层贪污腐败越轨行为是验证该理论合理的典型案例之一。下面笔者结合越轨理论剖析当前权力阶层贪污腐败的社会原因。

（一）社会普遍文化规定的目标发生变革

　　建国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非功利化的价值观是该阶段的基本特征，该价值取向体现了社会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绝对高于个人利益的主导性价值观念。同时，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实行的实质上是一种强调上下之间的依附性乃至某种依赖性、在传统的血缘家庭基础上形成的伦理性政治体制。在这种文化目标下，做官无疑成了令人羡慕的成功者，因为从社会舆论宣传来看，只有达到社会目标的人才可以成为官员。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实施，传统的上下之间的依赖性、依附性逐渐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竞争关系。同时，传统的非功利化价值观也逐步向功利主义价值观念转变，社会普遍文化目标向物质转移，个人获得物质财富的多少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的关键标准，因为市场竞争的过程就是财富的聚集和丧失的过程，获得竞争成功的人其战利品就是通过竞争得来的财富。所以，现阶段社会普遍的文化目标已由过去的权力向物质转移，文化目标发生了变革。

（二）达到文化目标的方式的变化

　　一般来说，政府官员的唯一经济来源是工资。1985年国家将登记工资制改为职务工资制为主的结构工资制。官员工资的多少，按照职务的高低来确定。同时，对于各种形式的补贴也严格按照职务级别的高低来划分。计划经济时期，官员的基本工资加上各种形式的补贴以及各种待遇等隐性收入在当时整个社会阶层处于较高水平，即权力阶层在物质层面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物质水平不断提高，一部分拥有财富的市民涌入了社会的上流阶层，而与之同处于上流阶层的政府官员，由于其收入主要依赖国家财政收入的支出，尽管我国财政收入的总量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在逐年提高，但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逐渐下降，国家财政收入长期处于捉襟见肘的困境，这必然使得官员的收入处于较低水平停滞不前，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三）文化结构的崩溃

　　正是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社会普遍倡导、崇尚非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以及上下依赖的伦理政治体制，使得权力结构成为当时社会活动的主线，人们在这种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也成为决定其地位高低的主要因素，而工资作为绝大多数就业者的主要经济来源，人们的经济地位支配工资水平，使得权力阶层能够凭借手中的权力能达到社会规定的文化目标，从而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工资不再是绝大多数就业者的唯一经济来源，市民阶层的相当一部分人员凭借自己的智慧劳动进行各种形式的投资、创业，物质财富日益积累增多。同时，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西方文化观念的涌入，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功利主义价值观念逐渐被人们接受并开始在社会上盛行起来，社会文化目标向以财富为标识的方向转变。物质财富的多少成为判断人们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一部分富有的市民被推到上流社会，但由于受传统“官本位”理念的影响，政府官员仍处在上层阶层，这就使同处于上流社会的市民阶层与权力阶层的物质标准形成强烈对比，权力阶层便处于上层阶层的中低收入者的尴尬夹缝中，社会文化结构难免不遭遇崩溃的命运。但值得指出的是，笔者并不是说社会文化目标的变革或者经济的发展是贪污腐败的根源，只是当这两者没有很好的衔接上才导致了权力阶层的越轨行为的发生。

（四）非法途径的便捷和成本的低廉

　　失范理论认为当社会文化目标与手段不一致时，行为者会采取接受社会倡导的目标且采取制度化的手段，或者接受社会所倡导的目标但拒绝制度化的手段，或者接受制度化的手段但拒绝社会倡导的目标，也有可能放弃社会倡导的目标与制度化的手段，而以一种麻木不仁的方式生活在社会边缘之外，抑或主张一套新的制度和手段取而代之等多种方式。权力阶层在合法方式不能达到社会文化目标时，采取的是一种“创新”的方式。他们在接受社会功利主义价值观以及以财富为标识的社会文化目标的同时，拒绝采取制度化手段。当然，在当今中国，也缺少制度化手段成长的土壤。在综合权衡收益与成本的比例，非法途径的便捷和更大的可能性且承担更小的危险性之后，部分官员不惜铤而走险，以贪污受贿的越轨行为聚敛非法财富，以追求社会倡导的文化目标，故导致了权力阶层贪污腐败行为的产生。

三、对有效控制贪污腐败越轨行为的思考

　　贪污腐败是一种社会沉疴和传统痼疾。肃贪倡廉，控制腐败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从历史上看，当人类步入阶级社会的门槛后，在统治阶级的成员中，贪污腐败行为成为政府官员的缠身病魔。每一次政权的崩溃，原因虽不尽相同，但无不与官吏的贪污腐化行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干系。每一次的反贪惩腐，又不同程度上带来了政治上的清正廉明。然而，历代剥削阶级的命运总超脱不了令人生畏的周期律：善使者众，善终者寡。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到今天，我们仍面临着肃贪倡廉的政治任务。综合上文可以得出：贪污腐败越轨行为产生的原因在于实现社会倡导的文化目标的合法途径的丧失以及非法途径付出成本的相对低廉。于是，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途径思考如何有效控制权力阶层的贪污腐败越轨行为：

（一）加强行政道德规范的建设，培养政府官员正确的价值观

　　从意识形态方面着手，加强行政道德规范的建设，要求各级政府官员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抓好人生观、苦乐观、荣辱观和价值观教育，使他们以忠于职守，廉洁奉公为荣；以玩忽职守，腐化堕落为耻。通过教育，使权力阶层真正领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理念的真谛。从实际出发，勤政为民，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深入群众，遵纪守法，勤奋工作，坚持廉洁奉公，“廉者，政之本也，民之表也；贪者，政之祸也，民之贱也”，要求官员深切认识到廉政建设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关系到社会主义进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坚决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抛弃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念，始终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二）建立实现社会文化目标的合法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