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


呼和浩特市生鲜乳质量安全管理试行办法

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令第3号



《呼和浩特市生鲜乳质量安全管理试行办法》已经2008年11月4日市人民政府第8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二○○八年十一月九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奶源基地建设与生鲜乳质量安全管理，规范生鲜乳生产、收购、贮存、运输、销售活动，保障生鲜乳质量安全、卫生，促进奶牛养殖和乳制品生产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保护奶农和乳制品生产企业的利益，维护人体健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奶牛养殖、经营，生鲜乳生产、收购、贮存、运输、销售以及监督管理的单位、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法律、行政法规对生鲜乳质量安全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生鲜乳是指奶牛直接产出的牛奶。
第四条奶牛养殖者、生鲜乳收购者、乳制品生产企业和销售者对其生产、收购、运输、销售的生鲜乳质量安全负总责，是生鲜乳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第五条市、旗（县、区）人民政府对本级行政区域内的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负总责。市、旗（县、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负责生鲜乳生产环节、收购环节的监督管理；卫生部门负责从事挤奶人员的健康证发放和生鲜乳收购站的卫生监督；价格部门负责查处生鲜乳购销过程中压等压价、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工商部门负责查处生鲜乳购销中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缺斤短两等违法行为；环保部门负责生鲜乳收购站和养殖场、养殖小区的环境评估和监督。
第六条对生鲜乳质量安全实行第三方独立检测制度。
第三方检测管理机构由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质检部门、卫生部门、工商部门、奶业协会、乳制品生产企业、生鲜乳收购站和奶牛养殖者代表组成。检测管理机构设立技术工作组和争议调解组，主要对购销双方产生争议的生鲜乳质量进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对购销双方争议进行调解。检测机构可定期对生鲜乳的质量进行抽查。
第三方检测工作在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所属检测机构未取得资质认证之前可以委托具有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检测。
第七条发生生鲜乳质量安全事故，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时报告、处理；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的，对当地人民政府、相关部门负有领导责任的责任人依法追究责任。
第八条禁止在生鲜乳生产、收购、贮存、运输、销售过程中添加任何物质。
第九条市、旗（县、区）人民政府应根据国家和自治区奶业发展规划，合理确定本行政区域内奶牛养殖规划，科学安排生鲜乳的生产、收购布局。
第十条奶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推动行业诚信建设，引导、规范奶牛养殖者、生鲜乳收购者、乳制品生产企业和销售者依法生产经营，并适时发布市场供求信息和价格信息。
第二章奶牛养殖管理
第十一条市、旗（县、区）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机构应当向奶牛养殖者提供养殖技术培训、良种推广、疫病防治等服务。
乳品生产企业和其他相关生产经营者为奶牛养殖提供所需的服务。
第十二条鼓励扶持企业和个人投资兴建奶牛养殖场、养殖小区，引导奶农建立不同的养殖经营模式，推动奶农将其所养奶牛实施委托饲养和管理，实现规模化、集约化养殖，规范化、封闭式管理，并依照托管合同的约定分成利润。
设立奶牛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所在地人民政府确定的本行政区域奶牛养殖总体规划和规模；
（二）有与其规模相适应的场所和配套设施；
（三）有为其服务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
（四）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农业部规定的防疫条件；
（五）有对奶牛粪便、废水和其他固体废物进行综合利用的沼气池等设施或者其他无害化处理设施；
（六）有生鲜乳生产、销售、运输管理制度；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奶牛养殖场、养殖小区开办者应当将养殖场、养殖小区的名称、养殖地址、奶牛品种和养殖规模向养殖场、养殖小区所在地旗（县、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奶牛养殖场应当建立养殖档案，载明以下内容：
（一）奶牛的品种、数量、繁殖记录、标识情况、来源和进出场日期；
（二）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等投入品的来源、名称、使用对象、时间和用量；
（三）检疫、免疫、消毒情况；
（四）奶牛发病、死亡和无害化处理情况；
（五）生鲜乳生产、检测、销售情况；
（六）国务院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内容。
奶牛养殖小区开办者应当逐步建立养殖档案。
第十四条本市建立并实行奶牛用药期、休药期内所产生鲜乳禁止销售和报告制度。
从事奶牛养殖，不得使用国家禁用的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以及其他对动物和人体具有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物质。
第十五条奶牛养殖者应当确保奶牛符合国务院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健康标准，旗（县、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对辖区内的奶牛实行健康管理和健康登记制度，并确保奶牛接受强制免疫。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对奶牛的健康情况进行定期检测；经检测不符合健康标准的，应当立即隔离、治疗或者做无害化处理。
生鲜乳收购站应当禁止未接受强制免疫奶牛进站挤奶。
第十六条奶牛养殖者应当做好奶牛和养殖场所的动物防疫工作，生鲜乳收购站在奶牛进站前应当对其健康情况进行观察，必要时查验有关证明。
奶牛养殖者和生鲜乳收购站发现奶牛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应当立即报告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停止生鲜乳生产、收购，并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防止疫病扩散。
奶牛养殖者对奶牛养殖过程中的排泄物、废弃物应当及时清运、处理。
第十七条奶牛养殖者应当遵守国务院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制定的生鲜乳生产技术规程。直接从事挤奶工作的人员应当持有有效健康证明。
第十八条市和旗（县、区）人民政府应当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服务等措施，鼓励、引导奶牛养殖者建立牛群周转，淘汰老弱病等低产奶牛，优化牛群结构制度。
第十九条对饲料生产、经营、使用实行质量承诺和可追溯制度。
饲料生产企业应当严把原料进厂关，进厂的原料应严格检验，保证其所生产的饲料质量符合国家规定标准，不准使用国家明令禁止添加的违禁药品和有害物质。在生产过程中须对其所使用原料、添加物质、工艺流程、销售去向等做好详细记录并且留取样品以备监测和质量追溯，产品出厂前应严格检验。
饲料经营企业应当保证其所经营的饲料来自合法的饲料生产企业，质量符合国家规定标准并对其所经营饲料的质量安全问题向社会做出质量保证承诺。
第二十条从事奶牛诊疗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取得畜牧兽医主管部门颁发的《动物诊疗许可证》，奶牛诊疗实行兽医病志和处方制度，诊疗中必须按照兽药安全使用规定使用药物并建立用药记录。
禁止使用假、劣兽药以及其他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化合物。禁止将人用药品用于奶牛。
动物诊疗人员或者奶牛养殖者在对患病奶牛医治时，使用了抗生素和其他规定有休药期药物的，须严格按照休药期报告制度及时向生鲜乳收购站报告，不得隐瞒。
第二十一条市、旗（县、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经营、使用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质量安全监督检查，并按照国家规定对饲料、饲料添加剂中兽药和其它有害物质进行监测。
第三章生鲜乳收购管理
第二十二条本市范围内养殖的奶牛必须全部进入生鲜乳收购站挤奶。乳制品生产企业和生鲜乳收购站不得收购临时设点和散户交售的生鲜乳。
第二十三条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生鲜乳价格的监控和指导。建立由价格、畜牧兽医以及奶业协会、奶业经济合作组织、乳制品生产企业、生鲜乳收购者、奶牛养殖企业（户）代表组成的生鲜乳价格协调委员会，根据生鲜乳的产销加工各环节都能获得合理利润和质价相符的原则，综合考虑奶牛饲养成本、生鲜乳流通费用、乳制品生产企业成本费用以及淡旺季生产需求、质量差异情况等因素确定生鲜乳交易参考价格，供购销双方签订合同时参考。
第二十四条市、旗（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生鲜乳质量安全监测体系建设，配备相应的人员和设备，确保监测能力与监测任务相适应。
第二十五条市、旗（县、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生鲜乳质量安全监测工作，制定并组织实施生鲜乳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对生鲜乳进行监督抽查，并按照法定权限及时公布监督抽查结果。
监测抽查不得向被抽查人收取任何费用，所需费用由同级财政列支。
第二十六条 生鲜乳购销中，奶农与生鲜乳收购站、生鲜乳收购站与乳制品生产企业之间必须依法签订购销合同，并使用国家统一的生鲜乳购销合同示范文本。
第二十七条乳制品生产企业收购生鲜乳应以与生鲜乳收购站签订合同条款所约定的标准为依据，除非有法定情形不得变更约定标准。如确因质量原因拒绝收购的，做出决定的负责人须签字并详细注明拒收理由。
第二十八条本市范围内的乳制品生产企业对其所收购生鲜乳质量安全管理负责。
乳制品生产企业除自行建设外，还应当通过收购、租赁、参股和托管等形式参与生鲜乳收购站的经营与管理，指派专人进驻其所属生鲜乳收购站，并授权其驻站人员具体履行乳制品生产企业对生鲜乳收购站质量安全的监管责任。
第二十九条乳制品生产企业所收购的生鲜乳必须符合国家乳品质量安全标准。在本市范围内收购生鲜乳应当在市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的监督下，统一收购检测项目，统一物质含量指标及相对应的收购价格，统一生鲜乳收购站管理费，统一生鲜乳吨公里运输费。市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有关事项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条乳制品生产企业在收购生鲜乳时，其样品采集应与实验室检验严格分离。检测人员检验的样品必须是盲样，不得标有生鲜乳收购站识别标记。
第四章生鲜乳收购站及生鲜乳运输车辆管理
第三十一条市、旗（县、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当地奶牛分布情况，按照方便奶牛养殖者，促进规模化养殖的原则，对生鲜乳收购站的建设进行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必要时，可以实行生鲜乳集中定点收购。
第三十二条生鲜乳收购站应当由取得工商登记的乳制品生产企业、奶牛养殖场、奶农专业生产合作社开办，并具备下列条件，取得所在地旗（县、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颁发的生鲜乳收购许可证：
（一）选址、设计应当经过旗（县、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的审核，符合当地乳业发展规划和建设规划布局；
（二）有符合环保和卫生要求的收购场所；
（三）有与收奶量相适应的挤奶厅、机械挤奶设备、冷却、冷藏、保鲜设施和低温运输设备；
（四）有与检测项目相适应的化验、计量、检测仪器设备；
（五）有经培训合格并持有有效健康证明的从业人员；
（六）有卫生管理和质量安全保障制度。
生鲜乳收购许可证有效期2年；生鲜乳收购站不再办理工商登记。
禁止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开办生鲜乳收购站，禁止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收购生鲜乳，禁止倒卖、贩卖生鲜乳。
市、旗（县、区）人民政府和乳制品生产企业对生鲜乳收购站给予扶持和补贴，全部达到机械化挤奶和生鲜乳冷藏运输标准。
第三十三条生鲜乳收购站应当及时对挤奶设施、生鲜乳贮存、运输设施等进行清洗、消毒，避免对生鲜乳造成污染。
生鲜乳收购站应当按照乳品质量安全国家标准对收购的生鲜乳进行常规检测。检测费用不得向奶牛养殖者收取。
生鲜乳收购站应当保持生鲜乳的质量。
第三十四条生鲜乳收购站应当建立生鲜乳收购、销售和检测记录。生鲜乳收购、销售和检测记录应当包括畜主姓名、单次收购量、生鲜乳检测结果、销售去向等内容，并保存2年。
第三十五条 禁止收购下列生鲜乳：
（一）经检测不符合健康标准或者未经检疫合格的奶牛产的；
（二）奶牛产犊7日内的初乳，但以初乳为原料从事乳制品生产的除外；
（三）在规定用药期和休药期内的奶牛产的；
（四）其他不符合乳品质量安全国家标准的。
对前款规定的生鲜乳，经检测确认后，应当予以销毁或者采取其他无害化处理措施。
第三十六条生鲜乳应当冷藏。贮存生鲜乳的容器，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在挤奶结束后2小时内应当降温至0—4℃，否则不得销售。
第三十七条生鲜乳收购站对奶牛进站挤奶实行生鲜乳留样制度。
生鲜乳收购站在奶牛进站挤奶时，必须逐户逐次留取检验样品以备质量追溯时检测。生鲜乳装运铅封前，乳制品生产企业须对待装生鲜乳留取备检样品。留取的备检样品应当保存48小时。
禁止生鲜乳收购站经销奶牛饲料、饲料添加剂和兽药。
第三十八条乳制品生产企业奶源基地按照一个村一个企业收购生鲜乳划分。
旗（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奶源基地建设，组织有关部门根据本行政区域奶牛养殖规划、生鲜乳生产收购布局对现有生鲜乳收购站按照一村一企、规模适当的原则进行整合。
对于一村多站的，在优化环境的基础上对日收奶量不足1.5吨的生鲜乳收购站进行整合；对一村一站日收奶量不到1吨的,应采取措施,将奶牛适当集中到一个村,使之达到1吨以上；对边远地区一村一站日收奶量不足1吨且暂时无法整合，但农民养殖积极性较高,当地政府和乳制品生产企业也积极扶持的，可适当延长整合期限，但一年内必须达到1吨以上。
第三十九条从事生鲜乳运输的车辆在与乳制品生产企业签订合同后，向所在地旗（县、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生鲜乳准运证明。
生鲜乳运输车辆在装运生鲜乳时，须随车携带生鲜乳交接单。交接单应当载明生鲜乳收购站的名称、生鲜乳数量、交接时间，并由生鲜乳收购站经手人、押运员、司机、收奶员签字。
生鲜乳交接单一式两份，分别由生鲜乳收购站和生鲜乳生产者保存，保存时间2年。生鲜乳准运证明和交接单式样由自治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制定。
生鲜乳运输车只能为一个企业运送生鲜乳，生鲜乳运输过程实行封闭管理。
鼓励乳制品生产企业、养殖小区、养殖场、生鲜乳收购站自备生鲜乳运输车辆。
第四十条生鲜乳收购站所在村的村民要自觉维护生鲜乳收购站秩序，不得有意破坏生鲜乳收购站设施，扰乱生鲜乳收购站生产、经营秩序。
第四十一条生鲜乳收购站所在村的村民对生鲜乳收购站收购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可以举报。
第五章监督管理
第四十二条市、旗（县、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奶牛饲养以及生鲜乳生产环节、收购环节的监督检查。
第四十三条市、旗（县、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在职责范围内进行监督检查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实施现场检查；
（二）向有关人员调查、了解有关情况；
（三）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检验报告等资料；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四十四条市、旗（县、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发现奶牛养殖者、生鲜乳收购者、乳制品生产企业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第四十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市、旗（县、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举报生鲜乳生产、经营中的违法行为。市、旗（县、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公布本单位的电子邮件地址和举报电话；对接到的举报，应当完整地记录、保存。
接到举报的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依法处理，对于实名举报，应当及时答复。职权范围以外的应当及时移交到相关部门。
第四十六条市、旗（县、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设立奶业管理办公室。负责奶业管理的综合协调，对奶牛养殖者、生鲜乳收购、贮存、运输等进行监督检查，受理社会的举报等。
第四十七条市、旗（县、区）财政部门应该将生鲜乳质量安全管理工作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确保监督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行。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畜牧兽医、卫生、环保、物价、公安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对生鲜乳生产、收购、贮存、运输、销售活动的监督管理和服务中失职渎职、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由其主管机关或者行政监察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对直接主管人员和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奶牛饲养者、生鲜乳收购站在发生生鲜乳质量事故后未依法报告、处置的，由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毁灭有关证据的，责令停产停业，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生鲜乳收购许可证；给他人造成损失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生鲜乳收购者、运输者在生鲜乳收购、运输过程中加入非食品化学物质或者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畜牧兽医管理部门吊销生鲜乳收购许可证；尚不构成犯罪的，由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对生鲜乳收购者没收违法所得以及相关的工具、设备等物品，并处违法生鲜乳货值金额15倍以上30倍以下罚款，吊销生鲜乳收购许可证；对生鲜乳运输者处以3万元罚款。
第五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奶牛养殖场、养殖小区开办者未向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备案的，由所在地旗（县、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饲养奶牛使用国家禁用的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以及其他对动物和人体具有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物质的，由旗（县、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没收销毁违法使用的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以及其他对动物和人体具有直接或者潜在的危害物质，通告生鲜乳收购站拒绝其奶牛进站挤奶，可以并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生鲜乳收购站允许未接受强制免疫奶牛进站挤奶的，由旗（县、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造成疫病扩散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奶牛养殖者发现染疫、疑似染疫奶牛未报告或者生鲜乳收购站允许染疫、疑似染疫奶牛进站挤奶的，由旗（县、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五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诊疗人员对患病奶牛使用了抗生素和其他规定有用药期、休药期药物未及时报告的，由旗（县、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六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乳制品生产企业、生鲜乳收购站收购临时设点和散户交售的生鲜乳，由旗（县、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收购的生鲜乳和相关的设备、设施等物品，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七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乳制品生产企业不严格履行合同约定或者单方面变更生鲜乳收购标准、物质含量要求及其相应收购价格或者拒收理由明显不成立的，由市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立即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八条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规定，乳制品生产企业在收购生鲜乳时，样品采集人员送达检验人员的采样单标有生鲜乳收购站识别标记的，由市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责令乳制品生产企业对相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并给予生产企业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九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或旗（县、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收购的生鲜乳和相关的设备、设施等物品，并处违法生鲜乳货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有许可证照的，由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照：
（一）未取得生鲜乳收购许可证收购生鲜乳的；
（二）生鲜乳收购站取得生鲜乳收购许可证后，不再符合许可条件继续从事生鲜乳收购的；
（三）生鲜乳收购站收购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禁止收购的生鲜乳的。
第六十条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生鲜乳收购站未建立生鲜乳收购、销售和检测记录，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生鲜乳收购、销售和检测记录的，由旗（县、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生鲜乳收购站、乳制品生产企业未按规定留样的，或者生鲜乳收购站经销奶牛饲料、饲料添加剂和兽药的，由旗（县、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立即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二条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乳制品生产企业、奶牛养殖场、奶农专业生产合作社所属生鲜乳收购站进入其他企业正在建设或者已经建成的奶源基地收购生鲜乳的，由市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没收所收生鲜乳及相关的设备、设施等物品，并处3万元罚款。
第六十三条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未取得生鲜乳准运证明运输生鲜乳的，由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四条违反本办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生鲜乳收购站所在村的村民扰乱生鲜乳收购正常秩序的，由公安部门依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处罚；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六十五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呼和浩特市原奶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中德刑事案件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

◇阎利国*

刑事案件不起诉制度，是指人民检察院依其职权，对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认为符合法律规定终止刑事诉讼的条件，不应和不必对犯罪嫌疑人定罪，从而作出不将行为人交付审判机关进行审判的一种诉讼制度。刑事案件不起诉制度在世界各国，不论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都使用得非常广泛。由于法治传统和历史渊源的不同，刑事案件不起诉制度在我国远远没有国外应用得广泛。2002年5月8日德国马普法学研究所所长阿尔布莱希特教授前来武汉讲学，谈及德国的刑事案件不起诉制度，给笔者很多感触，特作拙文，以期能对我国的刑事不起诉制度有所裨益。
一、我国刑事不起诉制度的历史沿革及现状
不起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与检察机关的产生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由于我国检察机关的产生较晚，因而不起诉制度的产生也较晚。据文献资料表明，早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法律中就有对犯罪嫌疑人的不起诉的规定。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县市公安机关与司法机关处理刑事案件权责的规定》中，对于汉奸、特务及内战战犯等案件，“侦查的结果嫌疑不足，或其行为不成立犯罪，再则纵系罪犯，而以不起诉为适当时，则公安机关均有权释放，不予起诉，司法方面不得干涉”。可以看出，这里的不起诉已包括存疑不起诉、不构成犯罪而不起诉和构成犯罪而酌情不起诉三种类型。1954年、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也对此作了规定。1979年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的条件作了进一步的规定，第104条规定对符合第11条规定情形的案件，即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犯罪已过追诉期限的，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没有告诉或撤回告诉的，被告人死亡的及其他法律规定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与此同时，1979年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免于起诉制度。免于起诉制度是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产物和体现，它正式确立于审判日本战犯的立法。1956年4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中规定了“对于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可以从宽处理，免于起诉。”严格地说，1979年刑事诉讼法确定的不起诉制度实际上包括了不起诉和免于起诉两个部分。
从1979年刑事诉讼法典实施到1996年3月17日年修订后刑事诉讼法典颁布前，学界及实务界围绕免于起诉的存废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论争。一种观点认为，免于起诉是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实体处理的一种方法[1]，公诉机关运用免于起诉权时，实际上起着司法审判的作用[2]；另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免于起诉是检察机关对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没有起诉必要的案件所作出的不予追诉的决定，是一种程序上的处分，而不是实体上的处分，体现了公诉机关的自由裁量权[3]。
专家学者的争论并没有影响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进程。1997年新的刑事诉讼法典正式施行。1997年新的刑事诉讼法典将不起诉制度分为三种，即法定不起诉（对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酌情不起诉（对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案件）、证据不足的不起诉（又称疑案不起诉）。
从1997年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来看，新刑诉法取消了免于起诉制度，但将其合理成分保留了下来，即人民检察院对犯罪情节轻微，但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免于起诉的内容变为不起诉并非照搬而是后者内容小于前者内容。1997年刑事诉讼法典第142条第2款在保留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101条内容时，增加了“犯罪情节轻微”的限制条件，而且被害人对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向法院起诉，从而对酌量不起诉的适用作了诸多限制。此外，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典第11条规定的法定不起诉又与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的不起诉不同。原来的不起诉虽然可以申诉和复议，但只要检察机关认为是正确的就不会再进行诉讼。而现行的法定不起诉案件，被害人如果不服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除可以请求上一级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外，还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法院起诉，检察机关终止的案件又因被害人的自诉和法院的受理重新开启刑事诉讼程序。
总体而言，我国的刑事不起诉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取到了一定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对于分化瓦解、教育挽救犯罪分子，执行惩罚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提高诉讼效率发挥了积极作用。200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移送起诉的案件 件，作出不起诉决定 件，不起诉率占受理案件数的 %。
二、 德国检察官不起诉斟酌权的形成和确立
德国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实行的基本原则有两项，即法治原则（起诉法定主义）与机会原则（起诉便宜主义）。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明确规定了起诉法定原则（又称职权原则、合法性原则）。第152条规定："提起公诉权，专属检察院行使。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在有足够的事实根据时，检察院负有对所有的可予以追究的犯罪行为作出行动的义务。"该原则要求所有犯罪行为都应予以追究，而不能有所例外，对刑事犯罪给予惩罚必须通过检察官来实现，只要犯罪嫌疑人存在足够的犯罪嫌疑，只要对犯罪嫌疑人的指控具备充分理由，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检察机关就必须提起公诉。因为起诉法定原则强调了合法性、公平性，因此又称起诉合法主义。德国刑事诉讼第152条规定的起诉法定原则实际上排除了公诉机关对起诉的自由裁量权。
从理论上分析，德国长期以来实行起诉法定主义，与其历史渊源和法治传统有关。首先，起诉法定主义与有罪必罚的报复型刑罚思想和注重对犯罪分子进行特殊预防的刑事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实行起诉法定主义可以在对犯罪进行追诉的问题上统一标准，加强法制，防止检察机关擅专职权，徇私舞弊；此外，起诉法定主义还可以有效地防止刑事司法受政治势力左右，在追诉犯罪时排除非法干扰和不当影响。
但起诉法定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一方面德国战后犯罪现象明显呈上升趋势。犯罪嫌疑人已由六十年代的100万上升至九十年代的700万。[4]另一方面犯罪也日趋复杂化，环境犯罪、经济犯罪、跨国犯罪等新的犯罪形式的出现，使调查取证出现很大困难。虽然犯罪形势发生变化，但司法人员的数量在过去三十年中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加之东西德统一以后，德国出现的财政困难，都使得如何既能缩短刑事诉讼程序、减轻司法压力，又能解决犯罪成为德国司法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德国理论界认为可以通过三种途径解决这一复杂的问题：1．引入机会原则，即赋予检察官一定的权力，用以撤销案件或决定不起诉；2．适用简易程序，由检察官对犯罪嫌疑人做出警告、罚款等决定，由法官签字后生效；3、引进美国辩诉交易制度。机会原则，即起诉便宜原则开始受到德国理论界和司法界的重视。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德国司法界逐渐接受了起诉便宜原则，立法者也认识到当初建构的合法性原则有其本身无法弥合的缺陷，逐步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订。1964年议会通过法律赋予检察官享有起诉斟酌权，即赋予检察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检察官在作出不起诉时要征得法官的同意。1975年德国议会又制定法律减弱了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新颁布的法律给检察官较大的权利，原先只有法官拥有的某些权限赋予了检察官，包括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处以罚款、要求其提供社区公益性服务等，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官的刑罚权并无二致。这样，立法者在法律上承认了起诉法定原则可以有例外。
机会原则（即起诉便宜原则）开始在德国正式实行。机会原则（即起诉便宜原则）在德国《法律大辞典》上是这样被定义的："谓诉追机关对犯罪事实己明，而予诉追条件亦相符合时，仍得自由参酌情形决定是否提起公诉之主义也。"即指在完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享有自由裁量权，可根据情况决定是否提起公诉，追究犯罪。在刑事追究利益不大，优先考虑程序的经济性或者有其它的法律政治利益与刑事追究相抵触的时 候，尽管存在着行为嫌疑，检察院仍可以对此不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实行起诉便宜主义，意味着并非一切犯罪都必须提起公诉，而是要根据具体案情权衡一下有无追诉的必要，表明法律授予公诉机关在确定是否对犯罪进行诉追时一定的裁量权。由起诉法定主义发展到起诉便宜主义，意在使对犯罪的追诉更符合刑事诉讼的目的，适用刑事政策的要求，强调诉讼的目的性、合理性，因此诉讼理论又称起诉便宜原则为起诉合理原则。
在司法实践中，起诉法定原则和起诉便宜原则作为德国刑事诉讼领域中与检察制度密切相关的两大原则，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一是为了保证执法的公平；一是从实用的角度来起作用。虽然德国国内对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有各种各样的批评，特别是来自警察的批评，认为警察承担了大部分侦查工作，并没有追究检察官们认定的所谓小的或中度的犯罪，所追究的都是重要的犯罪，因此均应起诉，不起诉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并没有好处。但由于犯罪形势的变化及人员和财力的问题，起诉法定原则已在很大程度上被突破，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起诉便宜原则的确立为检察机关更好地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了法律依据。甚至按照德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案件经侦查终结确认犯罪嫌疑人具有提起公诉的充分犯罪嫌疑，也符合起诉的条件，法律上仍允许检察机关决定是否起诉。
具体而言，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德国检察官享有较为宽泛的自由裁量权，主要包括：1、证据不足不起诉，又被称之为撤销案件或停止起诉，类似于我国刑诉法规定的证据不足不起诉，以及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由侦察机关作撤案处理的情况；2、轻罪不起诉。此项规定类似于我国刑诉法规定的绝对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3、附条件不起诉又被称为暂缓起诉。根据此项规定，检察官可以要求被告人在一定的期限内选择：（1）给付一定款项，弥补行为造成的损害；（2）向某公共设施或者国库交付一笔款额；（3）作出其他公益给付；（4）承担一定数额的赡养义务。被告人如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这些要求时，对其行为不再作为轻罪追究。被告人如果不履行这些要求、责令，不退还已经履行部分，并且要作为轻罪追究。暂缓起诉不同于一般的不起诉，是附有一定条件的暂时停止起诉程序，当被告人在规定时间内履行了法定要求，则检察机关可作出不起诉处理，否则仍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实践中绝大多数暂缓起诉的案件，被告人均履行了法定要求。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除规定了检察官具有上述不起诉权外，还在第407条规定了一项特别程序，即检察机关有权以申请处罚令的方式提请特别程序。第407条规定："在系属刑事法官、陪审法庭审理的程序中，对于轻罪、依检察部院书面申请，法官、陪审法庭可以不经审判以书面处罚令确定对行为的法律处分检察院要在根据侦查结果认为无审判必要时提出这个申请。申请应当写明要求判处的法律处分。"根据此项规定，检察官对于轻微的犯罪案件，可以指出书面申请，并写明要判处的刑罚，法官可不经审判，以书面命令的形式告知被告人所犯的罪行和处以的刑罚，多数被告被处以罚金。如果被告人同意，此书面命令即具有法律效力；如被告人不同意，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后，法院应进行审判。在实践中，多数被告都愿意接受此程序。该程序因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在德国司法界被广泛运用。据统计，每年约有 15.6％的案件通过这一程序处理。 l／5适用灵活性原则作出不起诉决定，这其中11％根据 153条绝对不起诉，4％根据153条a附条件的不起诉，6％根据 154条不起诉；1／3的案件通过申请处罚令或提起公诉的方式处理。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法律上此种行为虽规定为犯罪，但在实践中，检察官认为至少2／3的案件无起诉的必要而采取中止诉讼的方式处理此类案件，可见检察官的起诉斟酌权在此案件的处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4]
三、德国对刑事不起诉制度的规制与救济
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司法权力尤需要制约。德国的立法者认识到，如果检察机关对本应该提起公诉的案件由于某种案外原因却作了不诉处理，势必有损于司法公正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根本上违背设立不起诉制度的宗旨，甚至会导致放纵犯罪。因此，德国在赋予检察机关具有不起诉决定权的同时，也相应设置了对不起诉权力的制约与救济，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被害人的自我救济途径，即德国规定的被害人强制起诉原则。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 172条的规定，对于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被害人有权提起强制起诉程序进行制约。被害人接到检察官终止诉讼的决定时，他有权在2周之内向该检察官的上级检察官（通常是州检察官）提出申诉。上级检察官审查后可以继续开始诉讼程序，也可以维持不起诉的决定。如果被害人对上级检察机关维持不起诉的决定不服，可以在一个月以内向州高级法院申请作出强制起诉的决定。州高级法院以决定的形式作出裁决，可以裁定驳回申请，也可以决定提起公诉。当作出提起公诉的决定时，检察官必须执行该决定，正式提起公诉。实行强制起诉制度，是对检察官行使不起诉权的制约，同时也是在诉讼中对被害人合法权利的保护。
2、来自法院的规制。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德国检察官不起诉权的行使绝大多数必须征得开始审判程序的法院同意，只有对行为后果显著轻微尚未受到最低刑罚威胁的案件，检察机关才可以不经法院同意直接作出不起诉决定。当然法律虽然明确规定了检察官行使不起诉权应经开始审判程序的法院同意，但在司法实践中有相当数量的刑事案件，检察机关采取直接撤销案件的方式将案件处理在未开始审判程序之前，对于此类案件中检察机关的裁量权，法院是无法进行监督的。
3、州司法部对检察机关刑事不起诉权的监督和制约。德国检察机关属于司法部的下设机构，各州司法部负责监督法律的实施。为控制检察机关刑事不起诉斟酌权的适用，各州司法部普遍采用发布起诉标准来规范斟酌权，如规定盗窃、贩毒数量等，并通过掌握不起诉的统计数据等方式，指导和了解检察机关适用不起诉的情况，以确保法律得以准确适用。当然，由于德国十六个州分别独立贯彻刑事法律，因此各州的起诉标准也不尽相同，而且各州司法部设立的标准只是指导性的原则，并不要求检察院必须遵守，各州检察院在处理具体案件时仍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4、检察系统内部的监督制约。德国检察系统分联邦检察机关和各州检察机关。联邦检察机关和各州检察机关分别独立，无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各州检察机关与其下属检察机关是一体的，下级检察机关必须服从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依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害人不服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时，被害人可以向上一级检察院提出抗告，并以此启动强制起诉程序。事实上，州司法部对检察机关不起诉的监督，也多数是通过上级检察机关来实现，只有特别重要或影响较大的案件才通知司法部。上级检察机关对不起诉的监督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对具体案件的监督；二是通过数据统计监督了解不起诉的适用情况。
四、不起诉制度所反映的诉讼价值及对我们的启示
在我国，大多数人对不起诉制度有一种偏见（或者说是错误的认识），一谈到不起诉，就认为是放纵了犯罪，是打击不力。这种思想在司法机关也有一定的市场，以至出现人为控制不起诉比例的做法。笔者也承认，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法律对于犯罪概念规定得不一致（如我国的治安案件，西方国家认为是轻罪），所以在理论探讨中的确不能简单对比，实践操作中也不能照搬照抄国外不起诉制度。但笔者同样认为，通过中德不起诉制度的比较，考察不起诉制度的诉讼价值，探讨不起诉制度在重新配制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及实现刑罚功能方面的作用，对于澄清人们头脑中的错误认识，运用、发展我国的不起诉制度，乃至推进我国的严打整治斗争，将有很多好处，也会给我们一些新的工作思路。
笔者认为，刑事案件不起诉制度作为一种诉讼制度，有其自身的诉讼价值。其诉讼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不起诉制度具有诉讼经济效益价值。
诉讼效益价值是指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和运作符合经济效益的要求，也就是指必须使刑事诉讼的操作符合经济效益的要求，使司法资源的投入和消耗降低，同时使大量刑事案件较快地得到处理[5]。世界各国在制定法律时除了要求尽量满足公平、正义的价值外，还要考虑诉讼的经济效益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在对付刑事犯罪的刑事诉讼过程中，各国司法机关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题：一方面，犯罪数量居高不下，犯罪种类不断增加，但与犯罪作斗争的人员却相对稳定和无大的变化，使检察官的侦查或者指控工作面临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传统的诉讼程序繁琐，效率低下，积压了大量的刑事案件，羁押场所人满为患，司法机关不堪重负。为适应治安形势的变化，世界各国一方面简化诉讼程序，实行简易审理，一方面通过立法采用机会原则，赋予检察官不起诉权。对于我国来说，这些诉讼途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国家财力比较紧张，司法经费远远不能满足司法活动的需要，这就要求法律程序应尽量缩小诉讼成本而达到最大诉讼效益。不起诉制度则体现了诉讼经济原则。不起诉制度使不必要或者不应当进入诉讼程序的刑事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终结，从而减化了刑事诉讼程序。而刑事诉讼程序环节的减少既缩短了诉讼时间，减轻了讼累，节省人力、物力等司法资源，可以使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更为严重的刑事案件的起诉和审判中去，以提高诉讼质量和诉讼效率。
其次，不起诉制度符合刑罚个别化的刑事理论，有助于刑罚功能的实现。
刑罚演变的共同趋势之一是刑罚由注重过去到注重将来[6]。在博爱时代，刑罚往往是对犯罪的机械的反对，刑罚以已然的犯罪为根据，不大注意刑罚的实际效果。而在现代社会，刑罚的重心已由犯罪转移到犯罪人。刑罚的个别化，则是指适用刑罚时注重对犯罪人的教育改造，以防止犯罪人再犯罪为宗旨，刑罚已不是回顾已然的犯罪而是前瞻未然的犯罪的手段。简言之，刑罚以预防犯罪和再犯罪为其重要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起诉制度更有助于刑罚实现功能。前文所提及的德国阿尔布莱希特教授在讲演中同样认为，检察官适用不起诉斟酌权必须考虑到公共利益权衡，即作出是否起诉时要考虑对犯罪的预防、改造、震慑之功能。尤其是对于初犯等如果起诉后对其没有好处，而对其不起诉他也可能不再犯，就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再次，不起诉制度符合 国际上“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趋向，有利于我国严打整治斗争的顺利开展，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犯罪率的不断上升，世界各国刑事政策出现了两极化趋向，简言之就是法学界所谓的“轻轻重重”政策[7]。“轻轻”是指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不深的犯罪，处罚更轻。采取这种宽松的刑事政策，一方面是为了改善犯罪者更生和重返社会的条件，降低社会改造的难度和成本，降低再犯罪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轻司法机关的负担。“重重”是指对恐怖犯罪、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经济犯罪等更多地、更长期地适用监禁刑。在西方国家中，“轻轻重重”政策的重点并不一致，有的国家如美国，其刑事政策的重心是“重重”政策，有的国家如西欧国家，其刑事政策的重心是“轻轻”政策，有的国家则采用“轻轻”政策与“重重”政策相结合的政策。但不论是采用何种模式，西方国家一般都很注重发挥 “轻轻”政策在犯罪预防、社会改造、重新配置司法资源等方面的作用。由于“轻轻重重”政策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轻轻重重”政策也成为了西方国家刑事政策的主流。
我国从1983年开始执行的严打政策，可以说是与国际上的“重重”刑事政策不谋而合。但长期以来，由于诸多原因，司法机关在执行严打政策，强调“快捕快诉”、“从重从快”的同时，并没有充分利用不起诉制度的作用，导致出现司法机关负担日益沉重、司法资源日益短缺的现象。笔者认为，在继承和发扬我国严打政策优点的同时，有必要吸收“轻轻”政策的合理成分，恰当运用不起诉制度。这对于解决当前司法机关人员、经费不足，任务日益繁重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恰当运用不起诉制度，也能够体现我国一向所倡导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教育、改造、预防、挽救罪行较轻的人，实现刑事法律的最终目的。
五、对理论界反对不起诉制度主张的反思
值得深思的是，在实务界对不起诉制度有误解的同时，在理论界也有一些反对不起诉制度的呼声。代表性的反对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认为不起诉制度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精神相冲突，不起诉制度在实践中剥夺了犯罪嫌疑人获得辩护的权利，造成审判权的分离；二是认为不起诉制度为“执法不严、执法不公”打开了方便之门，不利于稳准狠地打击犯罪，保护无辜；三是认为不起诉制度在检察机关单方面实施过程中，由于缺乏法定的监督，不利于正确有效地处理案件，认为应当将案件交给法院审理，如果被害人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法院可以判决免于刑事处分；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就建议公安机关撤消案件，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失误。[8]
对于第一种观点，笔者认为，它是对不起诉制度的一种误解而产生的一种观点。首先，不起诉是检察机关的公诉权的一部分。从辩证的观点看，事物都是有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依存。公诉权同样存在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那就是起诉权与不起诉权。没有不起诉权，公诉权就是不完整的。从理论上分析，公诉权应该分为积极的公诉权和消极的公诉权，其中，消极的公诉权就是不起诉权。
其次，

[1]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页
[2龙宗智：《刑事公诉权与条件说》，载《人民检察》1999年第3期
[3]陈卫东、李洪江：《论不起诉制度》，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1期
[4]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5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刘生荣、阑剑、张寒玉：《刑事起诉的理论与实务》，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6]陈兴忍：《刑法适用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7]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5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参见易杜非著《免诉、不起诉制度存废问题探讨》，载《人民司法》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