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在预防经济犯罪中的价值分析

孟琳


　　【摘要】死刑是以剥夺罪犯生命为内容的最严厉的刑罚方法。死刑这一法律概念在理论上的称谓是生命刑，两者在通常情况下可以互称。例如日本学者指出：死刑是剥夺受刑者的生命，永远消除其社会存在的刑罚，因为它使生命丧失，所以也称之为生命刑。生命一旦被剥夺即无可挽回。因此，我国现有刑事政策采取了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政策，对于经济犯罪中的死刑规定尤为如此。然而，死刑的负价值和经济犯罪的负价值能否比较、能否相当，现行刑法对经济犯罪是否有适用死刑的必要？着名的刑罚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说：“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这促使我去研究，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这值得我们重新加以评析。
　　死刑是以剥夺罪犯生命为内容的最严厉的刑罚方法。死刑这一法律概念在理论上的称谓是生命刑，两者在通常情况下可以互称。例如日本学者指出：死刑是剥夺受刑者的生命，永远消除其社会存在的刑罚，因为它使生命丧失，所以也称之为生命刑。 生命一旦被剥夺即无可挽回。因此，我国现有刑事政策采取了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政策，对于经济犯罪中的死刑规定尤为如此。然而，死刑的负价值和经济犯罪的负价值能否比较、能否相当，现行刑法对经济犯罪是否有适用死刑的必要？着名的刑罚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说：“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这促使我去研究，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这值得我们重新加以评析。

　　（一）我国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立法回顾与评价

　　我国刑法第43条明确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根据这一死刑适用条件，我国刑法分则仅在15个条文中规定了28种死刑罪名，所涉罪名集中于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公民基本人身权利的犯罪和贪污罪，并且摒弃了将死刑作为绝对确定法定刑的作法，除故意杀人罪外，只是将死刑作为最后适用的制裁手段。这些规定较好地体现了保留死刑但又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也符合当今世界限制和废除死刑的国际潮流。
　
　　但是，刑法典颁布实施不到两年，面对日益猖獗的犯罪浪潮的冲击，我国开展了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专项斗争，不久又将打击锋芒指向严重经济犯罪。为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全国人大常委会自1981年起，不断通过制定单行刑法（条例、决定、补充规定），对刑法分则进行重大修改和补充，不但增设了许多新罪名，而且加重了对许多犯罪的处罚，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对许多犯罪增设了死刑。据统计，自1981年6月至199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24部单行刑法，其中规定有死刑的条文有37条，新增死刑罪名48个。这些新增死刑罪名，除军人违反职责罪外，主要集中在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如果将这些新增死刑罪名和刑法典规定的死刑罪名相加，我国现行刑法实际挂有死刑的罪名多达76个，近乎占现行刑法全部罪名的三分之一。较之刑法典仅在15个条文规定28种死刑罪名。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初期，刑法如此规定是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的。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当我们再次审视经济犯罪死刑的适用时，我们会发现它存在着诸多的不合理性。

　　（二）经济犯罪刑罚体系中适用死刑的评析

　　从我们所界定的经济犯罪的范围来看，现行刑法对上述十三种经济犯罪的最高刑均规定了死刑，而死刑所剥夺的生命权是个人至高无上的权利，对于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应当优先于社会权益的保护，特别是个人的生命权更应当置于优先位置，无论是经济秩序、公私财产所有权还是公共职务的廉洁性都不能优于个人的生命权利，它们在和人的生命权益相比较，不具有等价性，且犯罪行为所直接侵犯的客体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或一定经济制度，而非人身权或国家安全等其它客体。如果对经济犯罪科以死刑，有贬低人的生命价值之嫌。基于以下理由：

　　1.从刑罚的作用看经济犯罪死刑的价值分析

　　（1）从罪行均衡原则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典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即刑罚一方面要与罪行（由犯罪的主客观事实决定）相适应，另一方面要与刑事责任（由犯罪的主客观事实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决定）相适应。也就是说，刑罚既要与犯罪本身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另一方面要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前一相适应是报应刑的要求，后一相适应是目的刑的要求这就是罪行均衡原则在刑法中的具体体现。这一原则要求刑罚的配置必须符合正当性。即要求刑法所剥夺的犯罪人的权益与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权益大致相当。因此，死刑只有适用于所侵犯的权益与死刑所剥夺的权益相似的犯罪才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 邱兴隆教授也提出：“中国刑法应将死刑的适用范围限于所侵犯的权益的价值不低于人的生命价值的犯罪的范围内。具体地说，中国现行刑法中的死刑罪名应该缩减到只限于有致死的结果的暴力犯罪、具有直接导致国家分裂或颠覆的现实危险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导致战役失败的严重军事犯罪的范围之内。除此以外的死刑都应废除。”

　　（2）从功利主义立场分析

　　功利主义认为对罪犯适用刑罚的着眼点不应是罪犯过去的行为，而应是预防未来犯罪的需要。例如贝卡利亚主张，保护既存的公共利益的需要就是对罪犯适用刑罚的正当根据，国家预防既存公共利益免遭未来犯罪侵害所需要的量，就是适用刑罚的合理限度。这就是说在刑罚上坚持尽可能以“最低的代价”来预防犯罪。经济型犯罪的犯罪意图是获取财产。因此，由经济犯罪的特征所决定，对之适用死刑难以实现刑罚的功利目标。

　　（3）从刑罚的谦抑思想分析

　　刑罚的谦抑性，可以概括为为两方面属性——刑罚的必要性和经济性。刑罚的必要性是指，刑罚作为预防犯罪的阶段，和其他社会调控手段相比是处于消极地位。只有在道德、行政、或经济等手段都不能有效的防止犯罪时，才不得已用之；刑罚的经济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犯罪。根据这一思想，在目前存在多元化的责任方法体系中，刑罚只具有“最后”的价值意义。 理性的立法者首先应考虑的是用刑罚以外的手段（如民事的，行政的）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刑法是保护法益的最后手段。只有当其它手段不能保护法益时，才适用刑法保护。 目前我国的经济犯罪主要是由于不完善的经济政治体制和法律监督体制引起的。因此，与其对此类犯罪主体处以死刑，不如加大力度完善经济政治体制和法律监督体制。

　　（4）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经济分析

　　从提出这一论据的学者指出：一个国家的死刑成本必须大于或等于这个国家从死刑中所获得的收入。这时才能体现这个国家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当一个国家死刑成本的投入小于这个国家从死刑中获得的收益时，意味着这个国家对民众赋予国家的刑罚权的滥用。例如在美国，判处一个死刑罪犯政府平均要花费500万美元。从开始起诉到最后判决，平均是10年。 在我国，这种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们对经济犯罪死刑适用的不足。

　　（5）从人道主义分析

　　刑罚的人道性产生于刑罚与法律价值之一的个人自由的实现关系之中，作为法律价值的个人自由是广义上的个人权利实现的自由，刑罚不能剥夺人最基本的权利，由此死刑不具有人道性。“我们手中操宰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我们经常都被迫需要对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行使权力。财产、自由乃至生命是我们要求行为人为其行为所付出的代价。我们不仅要扪心自问，许许多多性质模糊、结论两可甚至多可的案件经过专家学者门许许多多的争论仍无法求取共识，我们又是凭什么一锤定音而对之生杀予夺呢？细细想来良心上会不寒而栗！” 陈兴良教授曾指出，从应然性上来说，我们应当提出死刑废止的问题，并大力加以弘扬。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作为一名刑法学者，我们应当进行死刑废止论的启蒙。社会文明发展到今天，人道主义已经不允许通过残酷的刑法去追求刑罚的威慑效果，否则就是不正当的

　　2.从实践角度看经济犯罪中的死刑刑罚

　　（1）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遏制作用不强

　　我国从1979 年刑法以后的补充刑事立法大幅度、高速度地增设死刑是重刑主义、死刑万能思想的体现，而以死刑为手段的重刑化立法，虽然在短期内可以遏制犯罪，但最终必然削弱其遏制力。近十余年来，尽管死刑立法一直在增加，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贪污贿赂罪等各类经济犯罪的案发率始终高居不下，新型经济犯罪不断出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不断发生，涉案数额也不断增大。各类经济犯罪案件不但没有明显下降，反而在总体上有所上升，这种刑罚量与犯罪量同步增长的“两高”局面，就足以证明死刑在预防经济犯罪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设置死刑并没有实现我国遏制经济犯罪的初衷。

　　（2）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死刑的发展趋势及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精神。

　　从外国刑法的规定来看，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已有11个国家在法律或事实上废除死刑，保留死刑的国家一般都把刑法中的死刑条款限定于危害国家安全和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经济犯罪实行死刑的国家。 那些废除死刑的国家经济犯罪并不比我国突出。且在起初废除死刑的时候，犯罪率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内容提要: 继承权对于继承人无疑具有特定的利益，也具有法律上之力，因此其权利的性质毋庸置疑。继承权的概念在结构上是完整的、统一的，只存在既得权意义上的继承权，不存在继承期待权。继承权在性质上不是权利能力，也不是财产权或者人身权，而是概括的取得权。继承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而不是自继承人取得遗产时开始。继承权可以被侵害，因而具有可侵性。继承权侵害的主要保护方法是继承回复之诉而不是侵权之诉，二者存在着根本性区别。

　　按照罗马法体系，物权法、债法和继承法属于物法范畴，优帝《法学纲要》的第二编物法就包括了物权法、继承法和债法的三部分内容[1]。但是，继承制度除了涉及物法的内容外，还涉及人法上的人格制度、权利能力制度以及诉讼法上的继承诉讼，即后世的继承回复之诉。实际上，继承权作为继承人对于遗产的概括取得权，贯穿了人法、物法与诉讼法，具有连接点的属性，人法、物法与诉讼法的一些基本制度及范畴交汇于此，其中的难点问题亦集中于此。正因为如此，对于古罗马私法，没有任何领域像继承法这样充满了争议[2]。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代民法，学界对于继承法的研究一直属于私法当中的薄弱环节，该领域的基础研究一直比较匮乏，对于继承权法律保护的基本制度和范畴一直缺少深入研究，我国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自2010年7月1日《侵权责任法》实施以来，因为该法第2条将继承权作为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权利客体，继承权法律保护的基本法律问题再度成为学界研究和关注的焦点。（注：《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笔者拟对继承权法律保护中争议较大的若干基本制度进行逐一考察，以期能对中国有关的法律思维构建与司法实践有所助益。

　　一、权利抑或非权利

　　对于继承权是否属于民事权利，目前学界主要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否定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继承权不是民事权利，而是一种资格，类似于主体资格，该资格由法律赋予，它具有对人的排他的法力，但不具有对物的排他支配效力。鉴于继承权并不具有权利的属性，与其说继承权是一种民事权利，不如说继承权是一种继承人得继承遗产的资格。”[3]

　　第二，部分否定的观点。该观点将继承权区分为客观意义上的继承权（继承开始前的继承权）和主观意义上的继承权（继承开始后的继承权），认为客观意义上的继承权本质上为继承人所具有的继承遗产的权利能力，而非权利[4]。

　　第三，肯定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继承权是指继承人所享有的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它体现为继承人的继承地位，在继承开始前表现为继承期待权，在继承开始后表现为继承既得权[5]。无论是作为期待权的继承权还是既得权的继承权，其权利属性毋庸质疑。

　　目前国内赞同第一种学说的学者寥寥，第二说同样受到批判，批判者认为：“作为一种资格或地位，并非一定是权利能力问题，比如代理人享有代理权亦是一种地位或资格，但绝不能认为代理权是一种代理人所具有的进行代理活动的权利能力；如果说客观意义上的继承权是继承人所享有的一种权利能力，那么就意味着被继承人可以剥夺法定继承人继承遗产的权利能力。”[6]目前我国学界的通说为第三说。此外，更多的著作对于继承权是否属于民事权利的问题根本不作讨论，而是直接从继承权的定义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入手，视继承权当然为民事权利之一种。

　　笔者认为，继承权是民事权利。从客观法的角度出发，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和《继承法》均确立了继承权的权利地位并且明确规定了继承权受保护的法律原则，在此前提下，继承权作为实定法上民事权利之地位毋庸质疑。而从主观的权利概念和权利学说出发，按照权利本质之通说，权利总是由“特定利益”和“法律上之力”两个要素构成，权利之本质为法律上之力[7]。在我国《继承法》第33条确立的限定继承的原则下，即继承人仅以可供继承的遗产为限对遗产债务承担有限责任的前提下，继承权对于继承人无疑具有“特定利益”，而在现行立法明确保护继承权并且规定了继承诉权（《继承法》第8条）的前提下，继承权亦具有“法律上之力”，因此继承权当属民事权利无疑。

　　学界对于继承权是否属于民事权利之所以产生争议，其症结在于学界长期以来流行的对于继承权的二分法—继承开始前的继承权以及继承开始后的继承权的错误划分方法。该划分方法肇始于罗马法时期，罗马法学者将继承开始前的继承权称为继承期待权，以此与继承开始后的继承既得权相区别[8]。此观点为旧中国民法学说所继受，后来又为新中国民法学说所继受。按照该划分方法，立法中所谓的继承权，有些是指继承开始前的继承权，这主要是指继承权丧失情形下的继承权；有些是指继承开始后的继承权，这主要是指继承既得权[9]。该划分方法明显有误。众所周知，旧中国民法典主要参考对象为《德国民法典》和《瑞士民法典》[10]。《德国民法典》第2339条和《瑞士民法典》第540规定了丧失继承权的情形，这些规定在法典中的位置均出现在继承开始以后，丧失继承权是指丧失既得的继承权，这与我国《继承法》的立法结构明显不同。（注：我国《继承法》第7条规定了丧失继承权的情形，但是规定继承开始的条文则是自该法第23条，这难免使人产生误解，认为继承权的丧失发生在继承开始之前。）这些内容经斟酌修改以后，变成了旧中国民法典和我国现行《继承法》中丧失继承权的规定。问题在于，近现代大陆法系各国继承法上的丧失继承权，均是指继承开始以后继承既得权的丧失，并无所谓继承期待权丧失之说。按照上述德国民法和瑞士民法的规定，丧失继承权的人并非无继承能力，继承权的丧失也并非自始自动丧失，继承开始后应该丧失继承权的继承人首先依法取得有关的遗产，但是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据丧失继承权的规定提出撤销之诉，国家作为最后顺位的法定继承人，亦有权提起该诉讼[11]。无人提起丧失继承权的撤销之诉时，依法应该丧失继承权的继承人最终并不丧失继承权，其继承遗产的行为有效。[12]因为，继承于被继承人死亡时始发生，被继承人死亡时，继承人即取代被继承人的地位，成为可供继承遗产的新主人，只有被继承人死亡，继承人才能获得继承其遗产的权利，继承权才得以产生。而在继承开始前，无论是法定继承人还是遗嘱继承人并不享有所谓的继承权，因为继承权尚未产生，亦绝无丧失之可能。所谓的继承开始前丧失继承期待权的观点早已为大陆法系通说所不采。继承期待权纯粹为早期学理上的概念，并未见于各国的正式立法文件当中，丧失继承权就是丧失既得的继承权，丧失继承期待权之说不能成立[11]143。关于继承期待权的问题，下文还将详细分析。

　　最后，继承人依法继承遗产，当然得具有权利能力，动物不具有权利能力，因此动物不能成为继承人[12]4。但是继承权本身并非权利能力，权利能力的本质是法律所赋予的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主体地位和资格，是继承人享有继承权以及其他一切民事权利的基础，而权利的本质为利益和法律之力，二者的区别十分明显。继承权可以排除，但是权利能力不能被排除和被限制。

　　二、期待权、既得权抑或兼而有之

　　自罗马法以来，即有所谓的继承期待权与继承既得权的区分，该观点在法学界存续了一千多年，近世以来不断受到质疑，越来越多的学者抛弃了该观点，不再认为有所谓的继承期待权存在。但是该区分在我国学界却依然流行，学者们每每论及继承权时，必然区分继承开始以前的继承权—继承期待权，以及继承开始以后的继承权—继承既得权，并且认为继承权的丧失包含着继承期待权的丧失与继承既得权的丧失[5]146-147。史尚宽先生的观点堪称其代表，先生认为：“继承权一名辞，散见于民法继承各处，约有两种意义，其一指继承开始前继承人之地位……其二指继承开始后继承人之地位……前者为继承期待权，后者为继承既得权。”[9]92另一方面，学者们每每论及期待权时，必以继承期待权为其明证。（注：比如有学者认为：“附条件的权利、继承开始前法定继承人的权利、保险合同受益人的权利等，均属于期待权。”（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77.））而事实上，作为期待权的继承权根本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第一，期待权与既得权是学理上发展起来的概念，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的定义或区分。按照学理，既得权是指已具备全部成立要件，具备现实性之权利，即权利主体实实在在享有的权利；反之，尚未具备全部成立要件的权利，但是将来有实现可能性的权利，称为期待权[7]77。我们可以把“期待”理解为一个法律上或多或少已经有保证的、可以得到某种权利的指望，特别是取得某种债权或物权的指望，这种权利的一般的取得要件已经部分地实现，而它的完全实现尚要取决于一定的可能性。因此，不是所有的期待都是一个“期待权”。“期待权”是指这种指望已经达到这样确定的程度，在交易中可以将之视为一种现成的财产，可以将之作为一种权利去转让、抵押和扣押。如果被继承人还健在时，就说作为遗嘱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这个人的遗产，则纯属一种可能性，如果把它也作为一种期待权的话，就太不确定，也太不可靠了[13]。

　　第二，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乃当代各国继承立法之通例。继承权产生于被继承人死亡之时，在此之前，作为权利的继承期待权并不产生。某人拥有一种权利，意思是说，他依法能享有什么，或者应该享有什么[13]280。而被继承人死亡之前，继承人无权提出任何实质性请求。另外，凡权利必有其主体，无主体的权利非权利。按照我国继承法，遗嘱继承排斥法定继承，在后的遗嘱排斥在先的遗嘱，遗赠抚养协议又排斥遗嘱继承，继承人的非正常死亡对于继承权以及继承顺序必然产生影响，而有无遗嘱及遗赠以及谁是遗嘱继承人或被遗赠人本身具有私密性和不确定性，外人无从知晓。在此情况下，谁是继承人、谁有继承权以及谁继承谁根本无法确定。不具有任何确定的内容、毫无保障并且权利主体无法确定的继承期待权根本不可能存在。

　　第三，按照继承期待权理论，在继承开始之前继承期待权可以剥夺，即赋予有关当事人剥夺继承权的诉权[5]145 - 147。该理论及其司法实践明显操之过急，徒增烦扰而有害无益。因为继承开始前继承关系尚处于不确定之中，被诉“丧失继承权”的人有可能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夫妻关系可能因离婚而终止，亲子关系可能因收养而不复存在，被继承人也可以通过遗嘱或遗赠把依法应该“丧失继承权”的人排除在继承人之外，被继承人也可能宽宥应该“丧失继承权”的人而使其复得继承权，等等。无论如何，在继承开始前即以司法判决剥夺一项尚不存在的权利都有可能因不合时宜而陷入自相尴尬的境地，并且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12]151-153。既然以遗嘱、遗赠、遗赠抚养协议、继承开始后的剥夺继承权诉讼等方式能够为有关的权利人提供同样的保护，便没有理由一定要坚持自相矛盾的继承开始前剥夺继承期待权的理论。

　　第四，所谓权利，可以区分为客观权利与主观权利，客观权利是指权利规范本身，主观权利乃由法律赋予的意思力或意思支配[14]。按照权利本质的通说，任何权利的构成都离不开“特定利益”和“法律上之力”两个要素，而所谓的继承期待权，不具有任何的“法律上之力”。继承开始前，法定继承人或者遗嘱继承人无法提出任何请求，婚姻关系、亲子关系、遗嘱的内容均存在变更的可能，继承人也可能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法律根本无法保护所谓的继承期待权。按照现代权利观念和权利学说，有权利必有其救济，没有救济方法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反观各国的继承法，对于继承权的保护主要通过继承回复诉权予以落实，而继承回复诉权完全针对继承开始后的继承既得权，没有任何国家以立法或者其他的形式保护继承期待权，这同样说明继承期待权非但不是期待权，亦不是民事权利，不应占有权利之名。继承权作为死因性权利，只能在被继承人死亡时产生，法定继承人或者遗嘱继承人对于将来继承遗产，只有期待，而无期待权。另外，权利与义务相对，有权利必有其义务，而继承期待权不存在与其相匹配的义务以及义务人，继承期待权人的法律地位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的保证。

　　第五，按照通说，期待权作为权利，可以转让和继承，比如分期付款买卖的买受人，对于买卖标的物之所有权享有期待权，该期待权可以转让和继承，而继承期待权却根本无法转让和继承[12]3。对于期待权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期待权具有财产的性质，构成破产财团，而继承期待权无法强制执行，亦不构成破产财团[5]。学者们每每论及继承权的丧失，并且庄严宣称继承权的丧失主要是指继承期待权的丧失，果真如此法律为什么只规定了杀害被继承人或者其他继承人、遗弃或者虐待被继承人、伪造篡改或者销毁遗嘱的情形，而不规定离婚、修改或废止遗嘱、立新遗嘱、遗赠、遗赠抚养协议的签订、收养、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等丧失继承期待权的情形呢？这些情形难道不同样导致继承期待权的丧失吗？继承期待权从逻辑上讲根本无法成立，继承权的丧失只能是继承既得权的丧失，因为继承期待权不存在，所以也不存在丧失的情形。我国《继承法》规定了法定继承人及其继承顺序，也规定了遗嘱继承、遗赠以及遗赠抚养协议的遗产处理形式，这只是为确定被继承人遗产的归属提供方法，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法定继承人或者遗嘱继承人在继承开始以前便享有期待权。

　　由此可见，继承权的概念在结构上是完整的、统一的，只存在既得权意义上的继承权，不存在期待权意义上的继承权。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