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律师”的标准

作者：赵宏瑞 徐海凌


中国律师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快步迈进，律师也越来越多地介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律师的形象同时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律师有时候被描述为正义的化身，但更多的中国老百姓接受了电视媒体对律师形象的塑造：律师是为富不仁的歹徒的帮凶。

这虽然与某些媒体记者个人的观点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某些律师执业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已经给老百姓留下了很不好的影响，他们本能的将律师分为两个部分：“好律师”和“坏律师”，后者是大量存在的，前者则寥若晨星。但面对什么样的律师事好律师这个问题，老百姓就只能凭感觉行事了。我们将“好律师”的标准总结成了八个字：厚德载物，理致人和。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每个人都是相熟的人际关系网的一个节点，办任何事都要找熟人、托人情。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将所有的商务活动推向了一个“生人社会”，在这个新的商业环境中，“厚德”，换言之为“诚信”，就成为一切商务活动的的价值核心。去年争了一年的“河南人惹了谁”问题的核心就是“诚信”。律师行业的特征对律师的诚信提出了更多地要求。律师提供的是专业的服务，律师只要稍稍偏离诚信轨道，当事人就会“吃不了兜着走”，律师提供法律服务赚取律师费的行为就会变成“不拿刀的强盗行为”。有人讲，在法制社会，最有权力的人就是能给别人合法伤害的人，就是说，给了别人伤害还可以逍遥法外的人是最有权力的人。作为法律专家，不诚信的律师就是这样的人。很多律师在执业过程中无视国家法律法规的三令五申，无视职业道德规范，甚至“吃了原告吃被告”，给当事人双方都造成了经济上和心理上的伤害，也给整个律师行业“抹了黑”。北京理和律师事务所认为，一个“好律师”，也就是合格的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必须坚持遵守律师的执业道德，以“厚德载物”作为执业的基本原则，以“诚信”贯穿法律服务的各个阶段，奠定自己和当事人合作的基础。

“理致人和”是针对中国国情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律师服务准则。“理”的本意是：顺玉之纹而剖析之，指的是治玉专家“剖石取玉”、“去粗取精”的治玉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关键是“顺玉之纹”，只有专家才能了解玉的纹理，也只有专家才有“璞中取玉”的能力。在现实的商务活动中，很多涉法事件让当事人摸不着头脑，“剪不断，理还乱”。没有专家的咨询和服务，当事人的权益会一直处于混沌状态，就好像没有经过处





理的璞玉。这个时候，如果当事人自己处理，或者随便聘请一个律师，那就有可能损害自己的合法权益，把可以产生“宝玉”的“璞玉”变成一堆废石，只有合格的“好”律师才能给当事人提出适时的法律意见，帮助当事人实现权利。“好”律师必须受过专业的中国法律教育，是“科班出身”，最好是毕业于名牌大学的法律专业，同时还要有多年的法律服务经验，只有这样的律师才有能力在纷繁复杂的法律事实中寻求和保护当事人的法律权利，才是真正的“治玉人”。

“理”的专业本领是“术”，执业的目的和动机才是“道”。据说，美国的律师一见到走进律所的当事人就会大喊：“告那家伙”，这是纯粹的“为打官司而打官司”，可能被归结为“美国特色”，适合有好诉传统的美国当事人，而不适合传统心理倾向 “和为贵”的中国人。中国的律师应该认识到，中国人处理法律纠纷的目的不是“打官司”或者仅仅是“打赢官司获得赔偿”，而是要取得最大的商业利益，有利于整体的商业运作和自己的人文生存环境。这就是“和”，也就是俗话说的“和气生财”、“家和”、“人和”。“好律师”的服务目标是“理”致“人和”，以“顺”万事。也就是说，好律师应该通过法律手段的“剖析”与“治理”，使当事人摆脱法律困境，在商务活动中达到 “和”的境界，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当事人的利益，促使当事人的商务环境尽快恢复到或者提升到和谐的状态。

遵守“厚德载物”的道德约束，遵循“理致人和”的执业过程，这才是中国律师以“道”御“术”的好模式，这样的律师就是中国社会需要的“好律师”。




1、被告人由于受到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对法律规定和量刑规范化试行意见不熟悉等方面的限制，无法自己提出具体的量刑意见，即便审判人员向其交待了法定量刑范围，他还是说不出具体的意见，同时受经济条件所限，部分被告人无庭审辩护人，简易程序的案件公诉人不出庭的庭审辩论难以形成控辩的对抗局面。
2、轻微刑事案件的量刑不科学。我院受理的刑事案件以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简易程序审理的居多，适用量刑规范化过程中，从轻的情节，应当减少基准刑的条件要多，所以量出的刑罚照以前的量刑附度要大大降低。往往量出的刑罚为月计算，比如经常量出八个月、九个月、十个月等，改变了以往都以六个月或整年计算下判的方式，判决还经常出现一年一个月、一年两个月等情况，觉得是否太机械了。还有一些被告人拒不认罪，但因为量刑规范化程序中对此类情况没有增加刑罚，也仅能判处较低刑期，犯罪分子的气焰没有得到有效打击。
3、 同案犯在使用量刑规范化前后刑期应相同或相近。同案犯犯罪情节相同，但在实行量刑规范化之前有可能轻些，之后的有可能重。比如，在盗窃案件中，二被告人参与盗窃次数、数额相同，在使用量刑规范化前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同案犯使用量刑规范化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畸轻、畸重的情形量刑应当等同，所以认为在适用量刑规范化量刑时，也应对照之前同案犯的量刑。
4、酌情情节的认定和适用问题。《量刑指导意见》中规定了诸多酌定量刑情节，在操作过程中也遇到很多问题。例如：持械抢劫的，可以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以下问题：A.共同犯罪中，部分被告人持械抢劫，是对持械者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还是对全案被告人都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B、持械聚众斗殴的也存在共同犯罪中有的持械有的没持械，是否对全案被告人都增加基准刑。C、聚众斗殴中致人重伤、死亡的，有轻伤的，对其中有的被告人要按重伤罪名处罚，有的按聚众斗殴罪名判处，一案中要出现两种罪名，多个被告人，如果出现聚众斗殴中有多个增加刑罚标准的如聚众斗殴每增加一次，可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每增加轻微伤一人，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每增加轻伤一人，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这对罪名不变的聚众斗殴的被告人都能均等量刑，但是因为造成了重伤以上后果的同案被告人按重伤的罪名来评价刑罚，这些被告人就不能增加聚众斗殴中应增加的刑罚，这样是否合理。
5、财产刑的执行情况未纳入量刑规范工作范围考量。《量刑指导意见》中对于退赔及积极赔偿损失的情况制定了减少基准刑的从轻幅度，但对于积极缴纳罚金的情况却未予规定。作为被告人认罪及悔罪表现之一，财产刑的执行情况应纳入量刑规范内。
6、 判决文书的写法有必要改进，第一、简易程序的案件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和被告人的求刑意见没有落笔之处，第二、判决书中未体现量刑规范化的运用。尽管在审判过程中法官使用量刑规范化量刑，但在判决书中却未显示量刑规范的内容，诉讼参与人也不清楚如何使用量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