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应尽快将“非典”列为甲类传染病病种
刘茜 李然
（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保障人体健康，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１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并于同年９月１日起施行。该法规定国家对传染病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防治结合，分类管理。
《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管理的传染病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甲类传染病是指：鼠疫、霍乱。乙类传染病是指：病毒性肝炎、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艾滋病、淋病、梅毒、脊髓灰质炎、麻疹、百日咳、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流行性出血热、狂犬病、钩端螺旋体病、布鲁氏菌病、炭疽、流行性和地方性斑疹伤寒、流行性乙型脑炎、黑热病、疟疾、登革热。丙类传染病是指：肺结核、血吸虫病、丝虫病、包虫病、麻风病、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风疹、新生儿破伤风、急性出血性结膜炎、除霍乱、痢疾、伤寒和副伤寒以外的感染性腹泻病。
该法还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甲类传染病病种，并予公布；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乙类、丙类传染病病种，并予公布。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卫生部2003年4月8日下发了《关于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列入法定管理传染病的通知》。该《通知》指出，根据国务院会议精神，为加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经研究，决定将其列入《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该《通知》同时指出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诊断病例和疑似病例要隔离治疗，对其接触者要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密切观察。隔离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以由公安部门协助治疗单位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
把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列为法定传染病，纳入国家《传染病防治法》管理，从法律上明确了政府及其他主体的义务和责任，大大加强了该病的防治力度，为防治工作提供了坚强的法律保障，对有效控制疫情意义重大。
但是，《关于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列入法定管理传染病的通知》虽将“非典”列为了法定传染病，却并未明确“非典”究竟是属于甲类、乙类还是丙类传染病。从该《通知》的发布主体是国务院卫生部我们可以推出，非典没有被列为甲类传染病病种，而只被归为乙类或丙类传染病病种。鉴于我国当前“非典”疫情的严峻形势，笔者建议国务院应尽快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列为甲类传染病病种。
因为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国家对甲类、乙类和丙类传染病的防治措施、防治力度是不同的，国家对甲类传染病采取了更为严厉和有效的防治措施。在我国防治“非典”的实践中，各地各部门出于对非典防控的需要，大多采取了本应针对甲类传染病病种的防治措施及疫情报告公布措施防治“非典”，这对有效控制疫情大有帮助，但却在无意间践踏了法律的尊严。
为抗击“非典”和今后可能出现的类似传染病，世界许多国家近日都紧急修订了各自的相关法规。 韩国国立保健院就于4月２６日决定修改现行《检疫法》有关条款，将“非典”列入霍乱、鼠疫等严重传染病范畴。按照这一５月２日开始生效的法律修正案，“非典”患者在治愈前必须进行隔离，疑似患者必须进行１０天的强制性隔离，如果违反这一规定，将处以罚款和徒刑，从而加强了非典的防治工作。
我国并不缺乏传染病防治的法律制度，《传染病防治法》对传染病的防治从组织到控制到预防都有明确的规定，“非典”防治工作本身有法可依。眼下关键在于怎样充分有效地运用传染病防治的法律制度，严格地依法办事。因此，国务院应审时度势，及时将“非典”列为甲类传染病病种，以便使我国的非典防治工作更加得力有效，也可以从源头上杜绝因现实需要而在实践中产生的践踏法律的现象，充分发挥法律制度的行为调节作用，树立仿行法治的政府形象，提升公民生活的安全感。
作者简介：
刘茜，女，汉族，1979年01月20日生，青岛人，东北财经大学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李然，男，汉族，1977年12月14日生，天津人，东北财经大学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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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必须支出不是教育费支持与否的法定依据
沈海龙
2007年11月，父母离异的张某向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法院起诉，要求不随其生活的母亲瞿某承担其中的一部分。法院经审理后在《民事判决书》认定：“培养费不属于必须支出的教育费用，……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董某的法定代理人不服，其理由是：法院认定了培养费属于教育费，但教育费应否支持，应坚持更为宽泛的必要、合理的标准。
一、法律规定负担教育费的最高标准是“必要”而非“必须”。
一方面，《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显然，法律对应负担的教育费是以“是否必要”为必要，必要与否，则是基于有关当事人依据日常事理、一般情理做出的判断。与行为实施人没有以自由意志选择的“必须”所指向的对象不同。另一方面，举个例子，法院判决一方每月给付子女生活费200元，是基于社会生活水平及给付方的经济能力等因素，而不存在该200元是该子女每月都肯定会消费掉的额度。如果该子女平均每月支出160元，那么，从法院判定的200元的必要标准，与实际支出的160元的必须标准的比较，我们也就明白：“必要”比“必须”所限定的范围要宽泛。
二、受抚养人依法得以“合理要求”提出超出必要的教育费标准及其所指向的项目的权利请求。
《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首先，在判决情形下，法院确定的必要的教育费标准，并不妨碍超出原定数额的合理请求的提出；为合理请求，法院依法应予支持。法院所支持的合理请求的部分，显然也被界定为必要的教育费用，只不过在最初判决的情境下，法院没有将有关合理请求纳入到是否“必要”的考察范围而已。其次，超出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当然包括合理要求的数额所针对的教育费项目的展拓及合理性论证。即“必要的教育费”包容了必要的教育费用与必要的教育费项目两者的统一，提出超过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当然包含了超过原定数额所指向的项目的合理要求。即教育费是否必要，是以支出事由是否合理作为判断依据的，其次才予考察支出数额是否合理。
二OO八年三月十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是否可直接判令保证单位履行债务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是否可直接判令保证单位履行债务的复函
1991年10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91）沪高经核字第11号《关于是否可直接判令保证单位履行债务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保证合同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它终究从属于主合同，主合同的效力决定保证合同的效力。本案第一被告新疆乌鲁木齐市金字塔工贸公司系艾克拉木·穆罕默德个人开办的私营独资企业，现已倒闭，艾克拉木也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与原告上海马陆棉纺织厂签订购销合同的行为是否构成经济犯罪尚未确定，从属于该购销合同的保证合同的效力、性质及保证人应承担的责任也就无法确认。且，为了有利于打击犯罪，本案的受诉法院应中止对全案的审理，将有关的犯罪嫌疑材料移送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查处，不必急于将棉纺厂诉保证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办事处承担保证责任一节先行审理。受诉法院中止对本案的审理，并不表示解除保证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是否可直接判令保证单位履行债务的请示 （91）沪高经核字第11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上海马陆棉纺织厂诉新疆乌鲁木齐市金字塔工贸总公司（以下称“金字塔公司”）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办事处（以下简称“沙区办事处”）购销棉花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和“金字塔公司”于1989年9月4日签订合同，向其购买棉花270吨，并先后预付货款人民币87万元，其中58万元由“沙区办事处”下属“炉院街分理处”进行担保。该分理处承诺，进帐款项，专款专用；供方在10月25日前不能如期发货，银行负责将58万元原款和17400元违约金一并退回需方。经查，“金字塔公司”系艾克拉木·穆罕默德个人开办的私营独资企业，自开办以来，进行投机诈骗等违法经营活动，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查处，艾克拉木等有关人员因诈骗、投机倒把等经济问题，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收容审查，“金字塔公司”随之实际倒闭。原告为向该公司追回购买棉花的预付款人民币87万元，遂提起诉讼。审理中，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于1991年6月3日正式通知本市中级人民法院，“金字塔公司”艾克拉木等特大经济诈骗一案，乌鲁木齐市公、检、法和工商已成立联合专案组侦查，要求该院根据“先刑事后民事”的办案原则和二高一部的有关规定，暂停审理，有关材料移送专案组，民事部分待刑事案件审结后依法作出处理。
我院认为：保证制度的建立，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沙区办事处”下属“炉院街分理处”为原告预付款58万元的保证单位，且对保证责任作出了具体约定。故无论“金字塔公司”艾克拉木等是否构成经济诈骗犯罪，作为该公司的保证单位，“沙区办事处”仍应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有关对艾克拉木等经济犯罪的查处，不应影响原告诉保证单位就保证责任一案的审理。鉴于“金字塔公司”已实际倒闭，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直接要求保证单位承担保证责任一节，可予支持。至于本案涉及的经济犯罪部分，根据有关规定移送乌鲁木齐市公安局。
以上请示意见当否，请从速批示。
1991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