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领导、人大监督

与检察独立的辨证关系

●方 良 方跃彪

【内容提要】党的领导、人大监督与检察独立⑴并非一种对立、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在检察事业当中，首先，若要坚持、维护和实现党的领导，则必须坚持、维护和实现检察独立；而坚持、维护和实现了检察独立，也就坚持、维护和实现了党的领导。其次，坚持、维护和实现人大监督，有利于检察独立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的逐步形成；而坚持、维护和实现检察独立，则有利于保障人大监督职能的正确履行和顺利实现。
【关键词】 党的领导 人大监督 检察独立


在我国现有的宪政架构之下，检察机关必须在党的领导与人大监督之下开展工作。然而检察权外在的司法属性及其本身所蕴含的保护人权、维护法制统一和司法公正的内在品质亦即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决定了检察独立不仅仅只是一项司法原则，而且更应该是一项人权（保护）原则与宪政原则。因此，在党的领导、人大监督与检察独立之间，是否存在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值得我们进行探讨和研究。而笔者所提出的答案则是肯定的。
一、党的领导与检察独立的辨证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当年，中国共产党正是以其科学的政治主张和千百万共产党人的流血牺牲，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经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的确认，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国家的领导党与执政党。这
既是历史的选择，亦是历史的必然。
然而，“建国50多年来，我们党在建党理论上还没有自觉到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也没有从理论与实践上弄清作为领导党与作为执政党的区别。因而长期不能适应掌握政权后和在国家建设中，党的性质、地位、作用、职能、治国方略、领导方式方法等等的质的变化或部分质的变化，未能实现这一系列由此岸到彼岸的历史性的过度。”⑵仅就党检的关系模式而言，即使十年“文革”动乱时期不计在内，早在一九五四年宪法中即已确立的检察独立这一人权（保护）原则、宪政原则与司法原则，却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也一直未能真正地确立起来并得到普遍的遵从。以党代检，党权破坏或损害检察独立之事时有发生。究其根本原因，笔者认为，这主要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国家政务中将党的领导权完全等同于执政权所致。⑶在这种党检、党审关系模式之下，从党中央到地方党委，都可以打着服从党的领导、与党中央或党委保持一致的旗号，事前不受任何限制、事后也不受任何追究地给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发号施令，破坏和损害我国包括检察独立和审判独立在内的司法独立原则。⑷而面对来自党中央或地方党委的号令，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即使明知其违反宪法和法律，也只能听命屈从，根本就无法加以抗拒。否则，司法机关将承担着很大的风险（个人可能丢官，机关可能失财），往往还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前几年在全国范围内影响极大、颇受关注的原河南省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腐败案，其在任舞钢市市委书记期间，恣意破坏和损害司法独立，制造吕净一冤狱案之行为，可以说是在现行这种党检、党审关系模式之下造成司法腐败的一个最具典型意义的案例。
事实上，在掌握国家政权并决定实行宪政之后，对于作为一个整体且一身兼二任，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其领导权并不完全等同于执政权。在权能、来源和范围上，二者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更有着质的区别。作为领导党，其领导权并非国家权力，而只是一种政治思想权威。这种政治思想权威“主要是靠它所倡导的科学的政治理想和主义的思想吸引力，它的治国纲领、路线、政策所正确体现的人民意志与利益的政治引导力，它的组织和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利益牺牲奋斗的精神感召力，而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戴，并为宪法（序言）所确认”。而且“其领导权威影响所及的范围，包括了国家政务活动与全部社会
生活，要比作为执政党的权力涉及范围宽广得多。其代表性与联系群众的面也广大得多”⑸然而，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权威而非国家权力，党的领导权并不具有国家强制力，因而其只能“发号”而不能“施令”。也就是说，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制定治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去进行指导和号召，以其政治思想权威使人信从。只能通过向国家权力机关提出立法建议和推荐人选，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即宪法和法律，使党推荐的人员当选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进而通过由这些当选的党员干部与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党组和党委所构成的执政党，⑹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行使执政权。而绝不能以仅在党内发生效力的党的强制力去直接指挥、命令、强制国家政权机关与全体人民服从党的决定。
在此，党的领导与党委的领导，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必须加以厘清的问题。在现实当中，我们往往把坚持、维护和服从党的领导理解为坚持、维护和服从党委的领导，将其二者也完全等同起来。事实上，党委的领导也并不完全等同于党的领导。由经党向国家权力机关推荐而当选为国家政权机关领导人员的党员干部与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党组和党委所构成的执政党，是在国家政务中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维护和实现党的领导的主要力量和领导体制，其在各级国家政权机关中“执政”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按照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的系统划分，依法接受中央的领导和上级党政的领导，也就是坚持、维护和实现了党的领导，无须同级党委再君临其上去发号施令。而地方各级党委的基本职责，除了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同级党代会的决议，领导本地方的党务工作，定期向上级党委报告工作之外，主要就应该是保证和监督在同级国家政权机关中“执政”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依法执政，而不能成为凌驾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的权力机关，其领导人更不能成为称霸一方的太上皇。因为，根据国家的民主和法治原则，根据宪法和党章的规定，党的领导机关与其领导人只是由党员选举产生的，根本就不具备凌驾于经国家主人即公民选举产生的国家政权机关之上的合法性。⑺换一个角度说，前文提及的李长河恣意破坏和损害司法独立、制造吕净一冤狱案之行为，也就是这种将党委的领导等同于党的领导所带来的恶果。
而作为执政党，其执政权则是一种国家权力，是人民主权的让渡。只有通过人民的直接或间接选举，在当选之后才能执政，才能取得组成国家
政权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合法资格。而且其执政权所能施及的范围，主要限制在一个“政”字即国家的政务之上，包括立法工作、行政工作与司法工作。虽然，执政权作为国家权力而具有国家强制力，权力相对方一般必须遵从。但是，作为人民主权的让渡，执政权又必须受到由人民意志转化而成的国家意志即宪法和法律的制约或约束，即执政党必须依法执政。也就是说，执政党虽然由经党向国家权力机关推荐而当选为国家政权机关领导人员的党员干部与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党组和党委所构成，然其并不能以党的名义去直接行使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而是必须依照经过法定程序，由党所正确反映和集中了的人民意志转化而成的国家意志即宪法和法律，并以国家和国家政权机关的名义行使之，从而实现党对国家政务的领导。
此外，作为执政党，其不仅要接受来自全体人民的监督，而且还要接受来自党内的监督，即领导党的监督。而作为领导党，其不仅要通过党内的系统对执政党进行监督，而且还要自觉地领导全体人民对执政党进行监督。⑻
从党的领导权与执政权二者之间既有密切联系又有质的区别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坚持党的领导，并非是以党的领导权来代替执政权，以党的名义去直接行使国家权力；而坚持依法执政，也绝非以执政权来代替党的领导权，排斥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检察权则系国家权力（亦即党的执政权）之一支。检察权外在的司法属性及其本身所蕴含的保护人权、维护法制统一和司法公正的内在品质亦即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决定了检察独立不仅仅只是一项司法原则，而且更应该是一项人权（保护）原则与宪政原则。尽管我国宪法关于检察独立的内容规定不尽如人意，还存在着便于党和国家权力机关对其进行干涉或破坏的立法上的漏洞。⑼但是，宪法作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国家根本大法，系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
相统一的最集中和最高级的体现，它在规定了检察独立的同时，同样也规定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且党章也规定了“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因此，党的领导与检察独立并非一种对立、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在检察事业当中，若要坚持、维护和实现党的领导，则必须坚持、维护和实现检察独立；而坚持、维护和实现了检察独立，也就坚持、维护和实现了党的领导。任何对检察独立的破坏和损害，就是对党的领导权（威）和执政权的破坏和损害。
令人欣喜的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要“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要“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行政，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加强对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的章程开展工作，更好地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显然，党的十六大报告不仅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建立新型的党检、党审关系模式指明了方向。即在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中“执政”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只要其依法接受中央的领导和上级党政的领导，也就是坚持、维护和实现了党对检察事业和审判事业的领导。党委与检、审两家的关系，仅限于党委向同级国家权力机关推荐人选，经过法定程序，使他们当选为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可以预见，我国包括检察独立和审判独立在内的司法独立，作为我国的一项人权（保护）原则、宪政原则和司法原则，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得到真正的确立和普遍的遵从。
二、人大监督与检察独立的辨证关系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我国所实行的政治体制与西方民主国家所实行
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我国所实行的政治体制是“人大统一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也就是说，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之下，人民代表大会即人大机关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
若从权力划分的角度来看，则我国对国家权力的划分并不像西方民主国家“三权分立”的划分方法那样，仅将国家权力作一次性划分，将之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项彼此平行、各自独立、相互制约的权力。我国对国家权力的划分属于二次划分。第一次划分，是由作为国家主权所有者的人民以选民的身份，通过直接选举或间接选的方式，将全部的国家权力委托给人大机关行使。第二次划分，则是由作为国家权力所有者——人民——唯一代表的人大机关，将国家权力中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分别授予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行使。经过二次划分，人大机关最后所拥有的国家权力中的立法权，以及因其作为国家权力所有者——人民——的唯一代表对行政、审判、检察机关进行授权后而产生的、对行政、审判、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的监督权，自然就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第一级权力。与此相对应，人大机关自然就是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即最高权力机关。相对于人大机关的立法权和监督权而言，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自然就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第二级权力。与此相对应，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自然就是人大机关之下的国家二级权力机关。
在我国这种“人大统一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的政治体制之下，人大机关首先是国家权力所有者——人民——在本级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唯一代表，其次才是国家权力的行使主体之一。作为国家权力所有者——人民——在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唯一代表，人大机关的法律地位高于其他一切国家机关。只有在作为国家权力的行使主体之一时，人大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法律地位才是平等的。⑽
仅从检察机关与人大机关的法律关系来看，作为国家二级权力机关的检察机关，虽由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机关产生，但在作为国家权力所有者——人民——唯一代表的人大机关将国家权力中的检察权授予检察机关之后，人大机关也就丧失了其对检察权的行使权，其对检察机关所拥有的就只是一种监督权而已，检察权最终只能由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而
检察权外在的司法属性与其本身所蕴含的保护人权、维护法制统一和司法公正的内在品质即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也决定了检察权必须由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我国宪法中关于检察独立原则的规定，只不过是检察权外在属性与其内在品质的法律表现形式而已。
然而，检察独立与司法独立中的另一项原则审判独立一样，并非一项绝对的、无条件的金科玉律，它除了必要性之一面外，还有着相对性之一面。其相对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检察独立的确立以检察机关的理性化为前提，检察独立的程度应当与检察机关理性化的程度相当，至少不能有明显的不协调。因为检察独立意味着检察机关和检察官在行使检察权时具有独立自主性，若检察机关理性不足，缺乏合格的检察官与公正的程序，检察的公正性受到普遍的质疑，检察独立性的增强反而会造成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擅权枉法与专横腐败的灾难性后果。而且，有理性的检察机关和公正的检察，人民才会放心将权力交给检察机关，才能形成检察独立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二是独立检察必需以制约与监督为要件。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我们知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即使是每一个“理性的检察机关”和“理性的检察官”，也都有其人格的局限性和认识的局限性，他们无法做到全知全能或超凡入圣。因此，检察机关的理性化程度再高，那也只能是一种表示检察官合格、检察机关结构合格和检察程序合格的“形式上的理性”而已。检察机关和检察官在独立检察的过程当中出现检察失误甚至擅权枉法或专横腐败，以致造成检察不公，则在所难免，实属必然。由“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恒古不易的公理所导出的必然结果，就是任何权力的行使都必须受到其他权力和权利的制约与监督。检察权自然也不能置身例外。⑾我国宪法中关于人大机关有权对行政、审判、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的规定，即是权力制衡原则的法律表现。然而，我国所实行的“人大统一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微观的、直接的、横向（双向、平行）的监督制约关系，只能在同为国家二级权力机关的行政、审判、检察机关三者之间产生。而在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机关与作为国家二级权力机关的行政、审判、检察机关之间产生的，就只能是一种宏观的、间接的、纵向（单向、垂直）的监督制约关系。
对检察权的监督，无疑应通过对直接行使检察权的检察机关和检察官进行监督来实现。而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所进行的监督，则应以其行使检
察权的行为即检察行为和与行使检察权无关的行为即非检察行为为对象。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检察行为的监督，属于程序内监督。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非检察行为的监督，属于程序外监督。显然，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监督，应以程序内监督为核心，因为它对确保检察权的正确行使和检察权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即其保护人权、维护法制统一和司法公正的内在品质的实现，发挥着直接的和决定性的作用。而程序外监督，则以保证程序内监督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目的，是程序内监督不可或缺的补充。
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所进行的程序内监督，可分为检察机关外部主体的监督与检察机关内部主体的监督。就前者而言，在诉讼程序内，审判机关、当事人、律师、其他诉讼参与人，甚至普通公民，作为检察机关外部的监督主体都可以通过法律赋予的权力（权利）和规定的方式，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检察行为进行监督。其中，审判机关依法对检察机关的公诉和抗诉等检察行为所进行的监督，即属于国家二级权力机关之间的一种微观的、直接的、横向（双向、平行）的监督。就后者而言，在诉讼程序内，上级检察机关作为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主体，可以通过法律规定的“检察一体化”制度和检察程序对下级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检察行为进行监督。
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所进行的程序外监督，可分为检察行政监督和检察官弹劾制度。平时，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非检察行为通过检察机的组织纪律和检察官的伦理准则来约束。当检察机关或检察官违反职责的行为情节较轻时，由其所在的检察机关或上级检察机关通过检察行政监督对检察长或检察官进行惩戒，可给予警告、记过、罚款等处分。当检察机关或检察官违反职责的行为情节较重，具有应被罢免的法定理由时，则需要启动检察官弹劾程序，由人大机关代表组成的法庭对检察长或检察官进行罢免审判。⑿同时，人大机关还可以通过审议检察机关的工作报告而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进行整体的监督。而至今仍颇有争议的主要是针对审判机关的人大个案监督，因其既无法律依据又涉及具体个案，似乎既不在程序外监督之列，亦排除在程序内监督之外，可归为另类。显然，人大机关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所进行的监督，即属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与国家二级权力机关之间的一种宏观的、间接的、纵向（单向、垂直）的监督。
由于人大机关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所进行的监督，是一种宏观的、间接的和纵向（单向、垂直）的监督，是一种并非针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
检察行为而是针对其非检察行为的程序外监督。而检察独立作为一项人权（保护）原则、宪政原则和司法原则，其所要褒扬和保障的是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检察权的行为即检察行为，其所要贬损和排斥的则是检察机关和检察官违反职责的非检察行为。因此，人大监督即人大机关依法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非检察行为所进行的程序外监督，与检察独立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像党的领导与检察独立二者之间的关系一样，并非一种对立、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套用美国法学家考夫曼关于司法独立的一段话⒀来说，检察独立作为一项人权（保护）原则、宪政原则和司法原则，只有在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们通过其模范行为和业务上的自我克制，继续不断地争取得它而无愧于它的时候，这一原则才会坚持下去。而人大监督作为一种程序外监督，是以保证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检察行为所进行的程序内监督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目的，是程序内监督不可或缺的补充。显然，坚持、维护和实现人大监督，可以促使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为了检察权本身所蕴含的保护人权、维护法制统一和司法公正的内在品质即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的顺利实现而不断地提高其理性化程度；而其理性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反过来又更有利于检察独立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的逐步形成，有利于保障人大机关监督职能的正确履行和顺利实现。而坚持、维护和实现检察独立，也可以促使人大机关为保证其监督职能的正确履行和顺利实现而不断地提高其监督的水平和监督的能力；而人大机关监督水平和监督能力的不断提高，反过来又更有利于人大机关监督职能的正确履行和顺利实现，有利于坚持、维护和保障检察独立。
────────────────────
● 作者单位—— 广西隆安县人民检察院。　
⑴　本文中的检察独立，作为一项人权（保护）原则、宪政原则和司法原则，指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只服从法律。
⑵ 郭道晖：《治党：固守陈规还是与时俱进——从革命党到执政党、领导党的历史转变》，《法学》2002年第7期。
⑶ 当然，党与人大、行政、审判机关的关系亦是如此。
⑷ 由于西方民主国家所实行的政治体制是“三权分立”制，因而其司法权仅指审判机关即法院的审判权，其司法独立亦即指审判独立，而不包括检察独立。由于我国的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同为国家的司法机关，因而我国的司法独立除了审判独立之外，还包括检察独立。
⑸ 同⑵。
⑹ 本文中的执政党与西方国家的执政党不同，其特指由经党向国家权力机关推荐而当选为
国家政权机关领导人员的党员干部与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党组和党委所构成的一个整体。
浅谈证人证言的形成过程

印文军


　　证人证言的形成是证人的主观感性认识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其过程遵循心理学和认识论的普遍规律。证人证言从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有关情况的感知开始，到最后形成具有一定形式的证人证言，中间要经过许多复杂和细微的环节。这些环节都有可能影响证人的心理和思维，从而使证言的形成过程也变得非常复杂和微妙。因此，证人证言具有很大的主观性，是人的心理和思维过程对客观事物能动反映的产物。证人证言的形成过程大致可以包括三个阶段，即感知阶段、记忆阶段和表达阶段。
　　一、感知阶段
　　感知，包括心理学上的感觉和知觉。感觉和知觉是认识活动的起点，也是一系列复杂心理活动的基础。人的认识活动是从感知开始的。通过感知，人们不仅能够了解客观事物的各种属性，如物体的颜色、气味、软硬等，而且也能知道身体内部的状况和变化，如饥饿、疼痛等。在心理学研究上，感知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意识和心理活动的重要依据，是意识对外部世界的直接反映。脱离人的感知，大脑就无法反映客观存在，意识也就无从产生。感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的反映，包括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肤觉等。知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各个部分和属性的整体的反映。知觉是在感觉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对感觉信息整合后的反映。当客观事物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的时候，人不仅能够反映该事物的个别属性，而且能够通过各种感觉器官的协同活动，在大脑中将事物的各种属性，按其相互之间的联系或关系整合成事物的整体，从而形成该事物的完整的印象。这种信息整合的过程就是知觉。
　　证人对诉讼案件事实有关情况的认识是从感知阶段开始的。证人通过自身的视觉、听觉及其他感知方式形成对案件情况的感性认识，一般来说，这种感知过程发生在诉讼系争之前或之中，更多的是在系争之前的时空内。因此，证人对案件事实有关情况的感知是一个独立于法庭及询问者的过程，是由证人独自完成的。在各种感知方式中，视觉是证人感知案情最重要的方式。通过视觉，证人能感知各种书证、物证、视听资料，感知当事人或犯罪嫌疑人的体形、特征、活动场所、犯罪现场等各种可视证物，并将形成的感知储存在大脑的记忆中。听觉是另一种常见的感知方式，能使证人对与案情有关的各种声音形成感知，成为证言的内容。在人的感知过程中，语言是一种重要的感知手段，各种感知方式形成的反映，上升为人的语言印象，就会在人的大脑中留下更深刻的记忆和印象，一般而言，具有良好语言能力的证人，对案情的感知也更真实、持久。
　　证人对案件情况所形成的感知一般是片断的、非系统的。证人作为诉讼案件之外的第三人，没有亲身参与案件系争的法律行为活动或刑事犯罪过程，其对案情感知的途径和范围都有一定局限。在民事法律活动和行政执法活动中，证人相对地能获得更多的感知，其内容也比较系统、真实。在刑事诉讼中，由于犯罪行为的隐蔽性很强，许多罪犯竭尽全力掩盖犯罪事实，销毁犯罪证据，所以，证人对犯罪事实情况的感知较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要困难得多。很多刑事案件往往很难找到目击证人。在诉讼证据审查判断过程中，法官只有将多个证人的片断感知综合起来，并与其他证据相互佐证，才有可能得到准确真实的案件事实。
　　证人对案情的感知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较大，其真实性有待审查和证实。因此，其本身既是一种证明方法，也是有待证明的对象。首先，证人主观的感知能力，如视力、听力、敏感度等，会对案情的感知产生影响。其次，案件事实呈现的状态是否明确、肯定，也是影响感知形成的重要因素。再次，感知的心理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也会影响证人对案件情况的正确感知。例如，人的知觉具有选择性和理解性，对外来刺激物有选择地作为知觉对象进行组织加工，或者以自己的知识经验为基础对感知的事物进行加工处理。又如，知觉中的错觉，是指人在特定条件下对客观事物必然产生的某种有固定倾向的受到歪曲的知觉。这些感知因素的存在，都会对证人形成正确的感知产生不小的影响。所以，在诉讼中，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是非常必要的。
　　二、记忆阶段
　　心理学上的记忆是指人脑对过去经验的保持和再现，是通过识记、保持、再认或回忆三个基本环节在人脑中积累和保存个体经验的心理过程。识记是指个体获得知识和经验的过程，是记忆的第一个基本环节，它具有选择性的特点。保持是指已获得的知识经验在人脑中的巩固过程，是记忆的第二个基本环节。回忆和再认是在不同的条件下恢复过去的经验的过程，是记忆的第三个基本环节。
　　证人对案情的记忆过程也要经历上述三个基本环节。通过识记，证人获得了关于案件情况初步的知识和经验，形成了某些案情的最初印象。证人的这种最初印象可能在相关信息的刺激下得到偶尔的回忆和再认，从而在一定时间和程度上得到保持。证人在作证的过程中，储存在大脑中的记忆得到全面回忆和再认。在刑事诉讼中，证人对案件情况的识记一般属于无意识记忆和机械识记，没有明确的记忆目的，对识记材料的意义和联系没有明确的理解，受犯罪情景的影响较大。在民事和行政诉讼中，证人更多地通过语义记忆和形象记忆、意义识记等方式，形成对案件情况的识记，因而其记忆的真实性相对较高。证人形成的记忆，会随时间的消逝而遗忘。因此，及时地采集证人证言，是提高证言可信度的关键因素。
　　在证人证言的形成过程中，记忆阶段主要是指证人对案件情况的回忆和再认过程。回忆和再认是表达的前提。要使证人证言具有法律效力，必须形成某种可感可知的形式。这种形式只有通过证人对案情加以回忆和再认，并表达出来，才能形成证人证言。证人对诉讼案情的记忆通常是通过情景记忆、情绪记忆或形象记忆的方式形成的。情景记忆接受和储存的信息和个人生活中的特定事件与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相关，并以个人的经历为参照。情绪记忆既可能是积极愉快的体验，也可能是消极不愉快的体验，前者对人的行为有激励作用，后者有降低人的活动效率的作用。形象记忆具有鲜明的直观性。根据这些心理学规律，为了使证人形成鲜明的回忆和再认，在证人作证的过程中，可以创设适合的情景，营造适宜的情绪氛围，尽量避免证人心理上不愉快的情绪体验，或者给证人相关的“直观”刺激，以启发证人尽快地形成对案情的回忆和再认。
　　证人对案情的回忆和再认一般是在法庭上进行的，审判人员、双方当事人或其律师等诉讼参与人都参与了这一过程，并对证人的回忆和再认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制约。例如，律师通过启发、诱导方式，影响证人的作证活动，法官也可指导作证活动的进行。法律要对律师、法官等人的活动作出规定，允许某些行为，禁止另一些行为，以使证人的作证免受不良干扰。所以，证人对案情的回忆和再认，不是完全由证人独自完成的个体心理行为，它受诉讼制度和证据规则的影响，是证人的心理活动和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相互作用的过程。证人作证之前，律师一般会设法帮助证人恢复有关案件情况的记忆。在英国实务方面，证人未被传唤至证人席之前，律师不与其交谈，因而往往对于有利之证人，实需唤醒其记忆。在美国实务方面，传唤证人作证以前，若该证人对于任何重要事项曾有所知、而现已遗忘，如有任何足以唤醒记忆之有效方法时，则须先行使用。为了恢复证人的记忆，可采取适当的手段，只要不对对方当事人及证人产生偏见，均可使用。实务中，歌声、气味、照片、引喻，甚至以往之陈述，都允许用来启发证人的回忆和再认。利用此类刺激，一般不会遭受对方当事人的反对和法官的禁止，但如使用文书，则有所限制。因为文书的内容不仅刺激证人的记忆，而且可能刺激他的想像，使其对有关案情的信息重新加工处理，而不是单纯的回忆。当然，如果文书足以恢复其记忆，仍应允许证人阅览。证人还可以阅览过去记忆的记录(如备忘录)等特别文书，来帮助恢复记忆。
　　三、表达阶段
　　证人证言形成的表达阶段是指证人将自己对案件情况的感知和记忆通过口头或书面言语的形式表述出来，以供外界感知和理解的过程。证人表达证言的最主要方式是语言，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j但口头表达须由法庭书记员或当事人作成书面记录。随着现代科技在诉讼中的应用，证人证言也可以用录音、录像等视听手段加以表达。所有这些形式的实质都是证人的言语，所以，表达证人证言的最终手段是证人的言语。从心理学角度看，证人的表达是一个相对简单的过程，但由于它是一种具有严格法律效力的法律行为，所以，就不像纯粹的心理过程那样只具有认识上的意义。证人表达证言的过程是一个制度过程和法律程序过程，与回忆和再认过程一样，深受法律文化和诉讼制度及程序的影响和制约。
　　在英美法系国家，证据规则对证言表达的具体方式和手段及其程序有非常细致而严格的规定。证人作证，正常情形之下，应当在审判人员之前，在证言对其不利的当事人或代理人在场时进行，其作证方式一般是答复律师的询问。律师在询问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往往精心设计一些技巧性非常强的问题，让证人作有利或不利的回答。证人作证的过程主要就是律师询问、证人回答的深入发展过程。律师的询问非常技巧化、专业化，但是，也有许多证据规则约束律师的提问，以保持证人作证的客观公正性。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法律规定证人作证必须宣誓。英国证据法规定：宣誓一般由法院书记官或官吏主持。根据证人信仰不同，宣誓时还要求采用一定的宗教仪式。基督徒和犹太人要手持圣经，其他人可采用他认为宗教信仰约束其良心的宣誓仪式。宣誓完成后，在法官的主持下由双方当事人(一般由律师代理)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交叉询问可分为三个阶段：主询问、反询问和再询问。主询问也称直接询问，是询问证人的第一个阶段．由传唤证人的一方当事人进行询问。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询问通常由当事人所聘请的律师代为进行。律师对证人的主询问有很直接的针对性，常常是对事实情况的正面提问。询问证人应该严格遵守询问规则。例如，不得以诱导性的问题进行询问，否则对方当事人可当即提出异议，阻止证人对此问题回答。如果因为证人速度太快而对此问题作了回答，法院得应对方当事人的及时申请，命令取消该回答，其证言不发生法律效力。主询问结束之后，由另一方当事人对证人进行反询问，反询问涉及的问题比主询问更广泛，具有间接性，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向证人提出暗示性的问题。反询问的　　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争议的事实反询问证人，使证人在回答中提供有利于反询问者的证言。
　　第二，对证人信誉反询问。如果能通过这类问题的询问和回答，证明证人信誉上有问题，即可达到证明该证人提供的证言值得怀疑的目的。在英美法系国家，品格证据对证明当事人的行为无意义，但对证明证人提供证言行为则具有说服力。
　　第三，对证人证言的可信度进行反询问，以达到直接推翻证人在主询问中提供的证言的目的。再询问由提出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在反询问之后进行，目的是使主询问一方当事人澄清反询问中证人所泄露的明显矛盾或混淆，并探究反询问者所引出的新事实，而不是使证人在形式或内容上重复其原来的证言。如果另一方当事人没有进行反询问，进行主询问的一方当事人也就不能进行再询问。在极少数情况下，当事人一方可向法庭申请重开主询问，对主询问中未触及的主要事实进行补救。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一般不介入对证人的询问。
　　在大陆法系国家，各国法律规定的对证人进行询问的程序与英美法系国家有重大的差别，最主要的表现是法官职权的介入。日本的程序深受英美法系的影响，但区别仍是明显的：在当事人对证人进行询问的过程中，审判长可以随时亲自询问，或是在主询问过程中准许另一方当事人询问，可以限制不必要或不妥当的询问，审判长还可以在双方当啦人询问终结后，对证人进行补充性询问。在法国，刑事诉讼中对证人的询问，一般由预审法官、法官来进行。对证人的询问权利属于法院，当事人只有在经过审判长的许可之后才可询问证人，证人陈述后，审判长可以对证人再进行询问。在德国，询问证人被认为是一种辅助性的证据方法，只有在采取其他方法不起作用时才予以使用。对证人的询问由法官进行，法官对证人提出的问题，并不严格限于事实，也包括意见。对证人的询问，还可以由另一个法院，即“受托法院”来进行。我国诉讼法规定的询问证人的程序，与上述大陆法系国家的程序基本相似。
　　在证言的表现形式上，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司法实践中，一般为法庭书记官的证言笔录。但是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证人证言在整个证据制度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其表现形式也较多样化，与证人证言有关的地图、图表、照片、海图、表册等，均被视为表达证人证言的辅助形式，而不是物证和书证。此外，证人在诉讼系争之前所做成的备忘录之类的文书，亦可代替现在之记忆，被法庭采纳为证人证言。
　　证人证言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认识规律和法律制度两个方面的因素。概括起来讲，证人证言的形成取决于证人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证人的主观条件包括证人的品格和认知能力以及感知时的心理精神状态，证人的品格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诚实、公正。在法庭上，证人应当实事求是，如实地把自己看到、听到、闻到、触到的信息忠实陈述出来，不添枝加叶，不徇私舞弊。即使证人与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利害关系，也不应该挟私作伪证。证人的品格还应该包含崇法、尚法精神。证人应该尊重和维护法律的尊严，为实现法律的正义无私无畏，心胸坦荡。证人的认知能力指证人对案件情况的感知、记忆和表达能力。“正常的知觉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正常功能的知觉器官和神经系统。(2)合适的刺激强度和性质。(3)知觉者要有一定的知识经验。”良好的记忆和表达能力也是证人的重要条件。司法实践表明，证人的感知、记忆和表达能力越强，其证词的证明力也越强。
　　形成证言的客观条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证人感知案件情况时所处的外部环境以及证物本身的性质。例如，光线的强弱、明暗，距离的远近，证物的特征、天气自然条件，等等；第二个方面是诉讼制度和程序规则对证言形成过程所具有的作用和影响。


北安法院 印文军